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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偉時：辛亥革命的起因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4:10:22

問：不是革命推翻了大清帝國，難道他們是自殺嗎？ 　　袁：革命當然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的元勛。 　　沒有武昌起義，這個腐朽王朝不會倒下。武昌起義最初的規模，遠遠比不上黃花崗之役，更與倪映典領導新軍激戰一天的壯烈無法比擬。但這兩次起義被清政府輕而易舉鎮壓下去了；而武昌起義一聲槍響，卻推倒了多米諾骨牌。原因在於半年之中，清政府的倒行逆施。 （二）拖延政治體制改革的嚴重後果 　　問：你所謂倒行逆施指的是什麼？ 　　袁：頭一條是拖延政治體制改革。 　　清末新政，20世紀中國的第一個十年，改革推動著經濟和社會向前，業績輝煌。但是，社會危機也日益顯現。廢除科舉加上湧向國外的留學潮，培育了知識譜系與自我定位嶄新的知識階層；由於獲得經濟自由而壯大的工商階層也顯示了前所未有的公民權利意識。他們對內難以忍受無所不在的腐敗折磨；難以忍受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蠻橫專制和民族不平等；對外深感列強侵淩而又受制於文明差距和力量對比而回天乏力。 　　條條憤慨匯聚為一個壓制不住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 　　對大清帝國的統治者說來，這是贖罪的機會：對1840年以來的無知、野蠻決策給各族人民帶來的苦難贖罪。這也是自保的機會：經濟力量和文化知識特別是新知都在民間，你憑什麼仍然把一切權力都攥在自己手中？越來越少人相信，遙遠的過去鐵騎開疆拓土的辛勞可以換得萬世江山。統治的合法性已經喪失殆盡，趕緊彌補社會大裂縫，避免在大風暴中徹底埋葬自己，是最為清醒的選擇。 　　不改革無法穩定；改革要遏制和調整統治者的利益。士紳和知識階層的主流，深知急劇變革的負面效果，希望建立君主立憲體制，實現和平轉型。他們被稱為立憲派。但年青一代知識階層中，失去耐心的越來越多，支持武裝革命的力量日益壯大。與此同時，統治階層內部也在分化，對要不要和何時實行憲政，眾說紛紜。於是，改革和革命的賽跑開始了。這是決定中國歷史的賽跑。 　　問：難道當時的執政當局連這麼淺顯的道理都不懂嗎？ 　　袁：他們似懂非懂。不能說他們完全不懂。1906年9月1日，朝廷下詔宣布“預備仿行憲政”，拉開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序幕。可是，改革要過三道關。 　　第一道是認識關。 　　1907年開始至1908年間，民間和官僚請開國會的呼聲已互相呼應。他們的意見在報刊廣為傳播，也一再上達朝廷。進入1909年，請開國會運動，更進入高潮，並與群眾性的遊行示威相結合。 　　立憲派要求結束專制統治，以一年為期，召開國會。“1909年10月13日，即諮議局開幕的前一天，張謇（江蘇諮議局議長）同蘇撫瑞澂（武昌起義時任湖廣總督）及立憲派骨幹……進行了仔細磋商，確定由瑞澂聯合各省督撫要求迅速組成責任內閣，由張謇出面聯合各省諮議局要求召開國會。”（侯宜傑：《二十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第269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北京版。） 　　這些朝野精英敏銳地看到，這是事關國家興亡的大事：“竊維國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獨裁。孤立者國必亡，獨裁者民必亂……非人民參預政權，則國本不立，無以靖內訌而孚眾望，此近世以來代議制度所以競行於各國也。”（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册第609頁，中華書局1979年北京版。） 　　他們駁斥“或謂國民程度之未合，或謂地方情形之不同”等謬論，直截了當指明建立民主憲政體制，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康莊大道：“蓋常人之情，莫不惡亂而思治，惟有所求而不得，則亂心生矣。”“如以議院通達下情，則民氣畢伸，宵小自難鼓煽。”（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下册第603~605頁，中華書局1979年北京版。） 　　他們還尖銳地指出：“議者又謂人民程度尚有未及……此則最普通之說而尤為謬誤者也。……無論何國其初開國會時，人民之程度皆非即如今日之優……故以我國今日之人民程度比較歐美，彼以有國會之故，訓練已熟，經驗已久，兩者相形，自不免有高下之殊，然比於其國會開設之初，則固未見其遠遜。”（同上，第615頁。） 　　1905年開始，清政府多次派宗室和大臣出國考察憲政。他們中絕大多數都支持憲政，有些報告分析深刻，提出的措施得當，至今讀來仍令人拍案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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