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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中國為什麼會有黑社會

http://www.CRNTT.com   2010-07-20 10:20:56

黑社會的形成需要兩種人 　　黑社會組織的形成要求同時存在兩類人，而且，這兩類人必須要結合到一起。一類是那些能夠敏銳地發現社會中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獲益機會，而且敢於去組織暴力活動來實現這些收益的人，我們稱之為“暴力企業家”；另一類則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缺乏改善生活境況的機會，對個人生命價值評價極低的貧困群體，他們往往對社會抱著絕望的心態而不惜鋌而走險，出賣暴力乃至生命。這兩類人往往都是經濟學所定義的“風險偏好者”。如果前一類人通過雇傭後一類人去生產“私人暴力”，然後，或者出售這些私人暴力，或者把私人暴力作為中間投入再從事其他商業活動，以追求高額利潤，那麼黑社會組織就形成了。一旦高額利潤追求成功，黑社會組織便有進一步發展壯大的可能。 　　如果不存在使用私人暴力的巨大收益，如果貧困人群的人數過少導致生產私人暴力的要素供給不足，如果掌握公共暴力的國家總是能夠及時撲滅私人暴力活動，顯然，這三種情況只要存在其一，黑社會組織便難以發生和發展。 　　那麼，何以在現代社會的許多國家中仍然存在大量黑社會現象，特別是，為什麼那些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往往都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黑社會有組織犯罪活動？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其主要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還很不完善，如許多行業存在大量壟斷現象，正規金融部門發育遲緩，市場交易合同難以嚴格履行。市場經濟體制遲遲得不到完善的原因又在於這些國家的法治和民主機制沒有真正建立，從而缺乏一個強有力的可問責政府，能夠為市場體制提供各種必要的公共服務，如產權保護、司法體系對履約的保障、反壟斷、金融監管和安全監管，等等。而且，如果民主監督和權力制衡機制缺失，作為社會代理人的執政黨及政府內部各部門，乃至政府公務員則能夠褻瀆國家公器，濫用公權力去侵犯私權利，直至干預市場本身的運行，最甚者可以把公共權力作為個人逐利的工具。 　　在這種情形下，前述三項黑社會生成與發展的必要條件便都能得以成立。其一，對壟斷的管制不力意味著假以私人暴力設置市場進入限制將帶來高額壟斷利潤；金融市場不完善意味著對非正規金融的私人控制同樣能帶來滾滾財源；而且，政府缺乏執法能力，私人暴力組織便可以替代政府來向市場出售財產保護與履約服務以牟利。其二，政府官員本身不受法治的制約，貪腐嚴重，公器私用，甚至可以頻頻向社會伸出“掠奪之手”，這種官員何以抗拒私人暴力組織的拉攏與侵蝕，更不必說對黑社會施以及時打擊。其三，市場機制的扭曲和政府社會保障提供的不足導致社會收入分配嚴重不公平，而機會的不平等更是讓社會底層的貧困階層逐漸陷入絕望，最終一部分人由“弱”轉“黑”，淪為黑社會組織者的暴力工具。 　　轉型中國為什麼會有黑社會 　　按照上面這種思路，我們不難勾勒和分析黑社會組織(或所謂“黑社會性質組織”)在中國是如何生成與發展的。 　　任何黑社會組織的形成首先都離不開利益的驅動。根據已經公開的一些案件，在轉型時期的中國，私人暴力活動的巨大利益來自以下幾種情形：第一是憑借暴力來壟斷對某個行業的合法經營，形成所謂的“路霸”、“行霸”和“市霸”。如涉黑的浙江台州 “二林集團”、陝西的鄭衛國黑社會性質犯罪團夥以及最近查獲的重慶黎強涉黑團夥，分別採用各種暴力或暴力威脅手段，或壟斷台州至杭州的貨運業務、或壟斷長安縣土方工程，或壟斷重慶客運線路。第二類是利用暴力涉足非法經營業務，如經營色情、毒品、走私業務，以及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如臭名昭著的廈門遠華集團從事走私業務；廣西梧州張樹林黑幫組織從事非法的高利放債業務；而福建的陳凱黑社會性質犯罪團夥則更是黃賭毒業務無所不涉。第三類是出賣暴力來向他人提供產權保護、保證履約和解決經濟糾紛的服務，由此獲得所謂“服務費”或“保護費”。如河南汝州的唐利峰犯罪集團專門為非法金融活動收貸討賬；長沙的“地下出警隊”頻繁介入各種經濟糾紛的處理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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