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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6月30日陳獨秀給共產國際的報告（部分）。 |
像人的成長過程一樣，幼年的中共，也有牙牙學步的過程，也離不開家長的喂養、攙扶和老師的知識傳授。今天，要想了解中共成長的歷史，一定要了解在中共早期成長過程中曾經起過保姆、家長和老師作用的“共產國際”。這個1919年由俄國共產黨人創立起來的國際組織，曾經是世界共產主義者和革命理想主義者的大本營。二十世紀，包括中共革命在內的東方落後國家的革命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大都是在它的推動、組織、指導或影響下起步的。但是，任何孩子開始步入青年之後，都勢必會擺脫家長或老師的左右，走向獨立。這個純粹由俄國共產黨人在幕後領導、資助的革命組織，與各國革命黨之間的關係也是一樣。中共成立十七八年後和共產國際日漸出現分歧，最終獨立自主，也反映了這樣一種成長的過程。
共產國際與中共關係史研究一直很糾結
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又名世界共產黨，它從成立之日起，就肩負著雙項重要使命：一是領導和幫助世界各國共產黨和革命黨人成就馬克思列寧世界革命的理想；一是在資本主義列強包圍俄國革命的情況下，通過各國共產黨，引導各國民眾共同擁護和保衛俄國革命的成果。由於共產國際負有如此雙重使命，其成立、存在和工作，又基本上都是在俄國共產黨的領導主持之下，因此，共產國際與生俱來就不可避免地兼具國際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面性。它既會不惜血本，包括捐出俄國的金銀財寶，甚至犧牲俄共黨人的生命，來推動歐亞各國的革命運動；也會因為被援助國共產黨領導人與之意見分歧，尤其是不能忠誠履行保衛蘇俄的義務，而強行干預該黨的事務，包括解散該黨的組織，另立共產黨等。因此，共產國際和各國共產黨的關係，就歷史的角度來評價，從來都是一個是非對錯糾結得不得了的問題。
共產國際與中共的關係，即使從中共自身的利益角度來看，也是一樣的情況。新中國成立後，一個十分明顯的現象是：儘管講述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的教材和書籍汗牛充棟，但幾乎從來都不提共產國際的作用。成功，是中共自己的成功；失敗，也是中共領導人路線方針自身的錯誤，全都與共產國際無關。中蘇關係破裂前後，儘管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曾系統地介紹過共產國際與中共的歷史關係問題（黨內其他領導人如陳雲等也說過共產國際對中共成立和指導中國革命起過一定的作用），但也僅限於高層內部，以後對這方面的情況更是諱莫如深，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那樣混亂的年代裡，大量涉及中共歷史的文獻被以各種方式披露出來，也不見有這方面的資料被披露出來。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學者不期地面對著一個重要的挑戰，就是蘇聯檔案陸續開始對外開放。1980年代初中期，莫斯科公布的一些最重要的歷史檔案中，就有一部分是直接涉及當年共產國際與中共歷史關係的。這種情況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海外學界的重視，並陸續有研究成果披露出來。中國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自然也不得不開始正視這段歷史，推出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在那個時候，多數研究者很長時間裡也都還是沿襲著舊的思維模式，情感上很難接受共產國際與莫斯科起過怎樣的歷史作用的說法。他們一直堅持認為：無論如何，共產國際都是為莫斯科的戰略目標服務的，對中國革命的政策，多半是民族主義和機會主義的。由此影響到許多研究成果都在著力於證明一個結論，即：中國革命一直是在和外國黨錯誤干涉的鬥爭中，曲折前進的；並且是在毛澤東取得領導地位之後，堅持獨立自主的路線，才得以走向勝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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