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共產國際兩次統戰政策制定給中共帶來的飛躍發展，即足以看出這一作用。第一次是1922年－1923年，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了統戰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在幫助國民黨革命的同時，創造獨立的生存空間和鬥爭形式。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前一個只有400名黨員的秘密小組織，不過兩三年時間，便一躍而發展成為一個擁有5.7萬黨員和掌握著上百萬工農團體的群眾性政黨了。第二次是在1935年－1937年，共產國際下令重新恢復一度放棄的統一戰線政策，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再度合作。中共據此放棄了此前的蘇維埃革命方針，改行民主政治的鬥爭目標和爭取一切中間派的鬥爭策略。結果，中共從國共合作之初只有兩三萬正規軍、兩萬多黨員和陝甘寧十幾個荒僻之縣，不僅成功度過了八年艱苦抗戰，而且再度一躍而成為擁有100萬軍隊、120萬黨員和擁有 1.5億人口，占據著西北、華北、華東、華中及華南大片敵後根據地的龐大政治軍事力量，擁有了足以同國民黨相抗衡的強大實力。
但是，共產國際從歐洲，特別是從俄國革命歷史中搬來的理論和經驗，特別是它基於蘇聯利益制定戰略政略的出發點，也不可避免地極大妨礙過中國的共產革命進程。像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共產國際在中國推行蘇維埃革命和暴動政策，就是依據俄國革命階段劃分的經驗，把中國的資產階級，甚至小資產階級一並排除在了革命隊伍之外，並列為最危險的敵人。在俄國人幫助擬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中，甚至明文規定：中國革命的力量，亦即可以享有國民權利與待遇的，只有工人和貧苦農民兩部分人。這一極端政策把中共弄成了“孤家寡人”。按照這樣一種政策策略來對待社會各種政治力量及其社會階層，最終不可避免地會走到毛澤東所說的那種“為淵驅魚，為叢驅雀”的地步，把一切可能聯合的對象，都推到敵人一邊去，從而使自己慘遭失敗。
當然，對中共後來的成功來說，共產國際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重要貢獻。那就是，正是它把毛澤東推上了最高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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