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啟用毛澤東——“無心插柳柳成蔭”
從今天可以看到的大量資料可知，共產國際一直注意在中國黨內物色成熟、精明和有能力的最高領袖。在這方面，共產國際花了很多功夫，先是用陳獨秀這樣的大學教授，後是用向忠發這樣的工人大老粗，然後又挑了自己培養的留蘇學生來挑大梁，但沒有一個是他們滿意的。在斯大林和莫斯科領導人的眼睛裡，這個人理當是經驗豐富，而且足以應付中國軍事革命這一特殊環境，有相當威望的幹部。
莫斯科最早注意到毛澤東是在1927年初。當時，北伐戰爭順利進行，但兩湖農民運動出現了過火的情況，中共中央正力圖矯正。共產國際這時正積極推動中國革命走向激進，對中共中央的措施頗抱懷疑態度。恰好這時毛澤東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全面肯定湖南農運“好得很”。共產國際主席布哈林讀到後公開表示讚賞，並將毛文刊發於共產國際的機關刊物以示推崇。
國共關係破裂之後，毛澤東沒有按中央部署進攻長沙，而是率秋收起義殘部轉去井岡山“落草”。此事讓中共臨時中央極度不滿，嚴厲地處分了毛澤東，取消了他的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毛澤東卻由此開創了中共武裝割據的一片天地，創立了中共最早的農村武裝。對此，共產國際也很快給予了重視。從1929 年起，莫斯科開始高度重視“朱毛紅軍”的發展，並長期跟蹤，還連續在其機關報上予以公開報道。到1931年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之際，他們就已經很清楚毛澤東作為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在紅軍與根據地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了，也因此批准將毛任命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而當1932年主持臨時中央的留蘇學生們想把個性極強的毛澤東從軍事領導崗位上排除出去，並計劃將毛從蘇區送到蘇聯去“養病”的時候，共產國際則明確地表示了反對。它明確要求中共中央必須要“團結”好毛澤東，並注意發揮毛的作用。
1934年，已經退入中央蘇區的中共臨時中央在對國民黨的“圍剿”作戰中陷入全面危機之中，共產國際顯然再度注意到了毛澤東的作用。他們不僅批准將毛澤東重新選入政治局，而且開始在莫斯科公開譯制毛澤東的文集，出版毛澤東的中文選集，發表毛澤東的個人傳記，並且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破天荒地把毛澤東的頭像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幾個著名領袖人物的頭像一起，懸掛在會議大廳裡，實際上公開表示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態度：毛應該在中國黨內成為最高領袖。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繫的中共中央，通過遵義會議，剝奪了此前得到共產國際認可的留蘇學生博古的總書記地位，推舉了另一位留蘇學生張聞天做新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對此，共產國際事後沒有出面否定，但它卻通過派遣長期在共產國際做領導工作的中共領導人王明回國的辦法，將總書記負責制，改變成了集體領導，分工負責制。抗戰開始之後，這一辦法因中共中央負責人在延安和武漢兩地辦公，引發了權力中心歸屬的爭執，經斯大林等人同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明確表態，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像眾星拱月一樣圍繞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正式表態支持毛澤東在中共黨內擔任最高領導人。
把中國黨內能力最強，一心想要成就中國革命的毛澤東推上中國黨的領袖地位，意外地帶來了共產國際領導人所未能料到的結果：動搖了中共黨內以往 “言必稱希臘（蘇聯）”的政治思想和組織基礎。中國黨在毛澤東的領導下，從此開始走向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共產國際作為國際領導中心的作用，乃至於蘇聯作為無產階級祖國的地位，都不得不讓位於中共革命自身的利益需要了。影響到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中共破天荒地拒絕採取“武裝保衛蘇聯”的方針。兩年後，共產國際宣告解散，莫斯科在延安的代表發現，毛澤東不僅毫無痛惜之情，而且還頗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但是，共產國際此舉對中共自身的發展與成功，卻意義重大。正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共我行我素，在抗戰中迅速壯大，最終形成了足以威脅國民黨統治的強大實力。戰後，它又在美蘇之間縱橫捭闔，利用戰後國際國內的有利形勢，不過三年就打敗了國民黨，實現了20多年來共產黨人前赴後繼、孜孜以求的革命目標。□楊奎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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