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所以離不開共產國際，不得不聽其指揮和號令，除了理論上、實踐上和幹部組織等方面的欠缺外，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就是財政經濟上長期無法獨立。
我們看中共早年的檔案文獻可以發現，中共從1920年開始建黨起，就面臨著經費上的短缺情況。當時陳獨秀領導下的上海共產黨，並沒有幾個人，同時還辦著《新青年》雜誌，多少有些收入。但是，組織建立起來之後，需要進一步出版各種雜誌和翻譯印刷各種小册子，包括開辦外國語學校和工人夜校等，仍舊是入不敷出。1921年1月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維經斯基）先後南下後，上海黨很快就陷入到財政危機之中，連派人去廣州的路費都籌不出來了。因此，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人員不得不借貸幫助上海黨的組織維持工作。
根據陳獨秀在中共二大、三大的相關信件、報告和張國燾1929年的回憶可知，中共自正式成立之日起，就不得不全面接受共產國際提供的經費援助了。按黨章，黨員固然需要交納黨費，但是，由於中共自成立之日起，就照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方法，把自己變成了職業革命家的組織，骨幹黨員大都是以黨的事業為職業的，因而也必須要靠黨來解決生活經費，沒錢可交。結果，從中共二大以後，黨費就收不上來了。此後，共產國際即開始根據中共中央提出的預算，按月向中共黨、工、團等組織提供固定的活動經費。有特別事項，則還需要提供各種特別經費。隨著黨員人數的日漸增多，這方面的經費提供額度也日漸龐大。到1927年，各項經費加起來，莫斯科提供給中共的經費，已不下100萬美元之數了。
由此可知，共產國際這段時間所以能夠很輕易地干預中共各項工作，包括黨內幹部的配備和任命，中共經濟上不獨立，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1933年以後，中共中央撤離了城市，全部工作轉去了農村，後來長征路上獨立自主地召開了遵義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正是因為它與共產國際一度失去了聯繫。抗戰開始以後，中共中央逐漸開始擺脫了共產國際的領導，毛澤東領導的中央不再對共產國際言聽計從，一個重要原因，也正是因為中國黨這時在經濟上已經完全獨立了。
共產國際的作用：“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共產國際對中共及其中國革命的意義和作用，實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共產國際的所有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經驗和知識，幾乎全都是從歐洲，即從馬克思、列寧的書本理論，特別是俄國革命的經驗中得來的。這些理論和經驗，在中共幼年，黨的領導集體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缺乏了解，對中國應當如何革命還嚴重缺乏實踐經驗的情況下，確實極大地幫助了中共認識、了解中國社會的性質，極大地幫助中共改變一廂情願的革命幻想，判斷並規定適當的革命階段性方針，從而有利於其依照不同形勢和階段制定不同的政策策略。正是這些重大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曾經有效地提升了中共的政治鬥爭能力，促進了中共力量的發展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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