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於香港的治權概念，許楨認為通過對主權和政權概念的分析，應清楚看到香港本身並不存在主權和政權，此二者屬國家層面的概念，而整個中國的權力則由13億公民賦予中央人民政府所有，中央政府再根據各地不同的實際情況運作權力。他指出，香港自治權範圍的劃定，與中國任何一個省市自治區的自治權範圍的劃定，其實並無分別，背後的原則都是中央政府在俯覽全局之後作出決策，因此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個地方行政單位如何管治，很重要的考慮因素固然離不開香港人的看法和感受，但這並不純粹是一個香港本地的問題，不能說香港人覺得這個方法管治好，就必然採取這個方法。
許楨對中評社強調，在管治香港的過程中，除了有香港人的參與，亦必須考慮國家的戰略利益，而這直接關乎國家整體利益、政權穩定、內地社會運作暢順以及13億中國公民生活安定等。“正是由於忽略了這一因素，如今香港社會討論‘一國兩制’是否成功時，總是單從香港自身的角度出發，往往只在意治權是否達到最好狀態，而不考慮主權和政權的範疇。”
許楨還以樓宇業權舉例，解釋香港的主權、政權與治權概念：一個住宅960萬尺，其業權由13億人共同擁有，其中700萬人有權管理住宅的一部分，但這一管理權實際上由包括700萬人在內的13億人共同確認，因此對住宅這一部分實際行使管理權的機構和職位（特區政府和特首），必須由代表整體13億人的更高機構任命，這當中的雙重確認與任命是為了在13億人和700萬人之間實現利益平衡。
“對於香港主權、政權和治權概念的理解，與如何看待香港回歸有密不可分的聯繫。從中國向前發展和歷史回复正義的角度來看，香港回歸都值得被正面評價。在此基礎上，才能夠對上述概念作出正確的解讀。如果不從這一角度思考香港回歸，便很容易把香港治權範圍內的問題和爭議，錯誤地上升和擴大到政權和主權的層面，由此衍生出‘自決’、‘港獨’的主張，也正是在發展和歷史的視角下，‘自決’、‘港獨’成為了一個道德問題，而不屬於可行與否的探討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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