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制派還會面臨來自外部的競爭。我們講愛國治港不是清一色，而隨著反中亂港者出局，一些香港社會忠誠的反對派和忠誠的中間派可能會去承接一部分過去反對派選民的支持。我相信在未來香港的選舉中，一些溫和反對派和中間派得到的選票有可能會有一定比例上升，而這些人得到的選票並不一定是他們選民的基本盤，而是由於一些支持極端候選人的選民沒處投票，所以只能往偏中間的光譜轉移。那麼這些人未來可能會收獲一定的政治利益，通過愛國者資格的審查，進入特區的管治團隊。我接觸過這裡面一些人，相信他們在新的法律環境下，也有服務香港、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的誠心和能力，而他們展現出來的專業性和代表性，對建制派構成了外部性的競爭。這其實對香港政治生態的演變也構成一個良性的推動力。那麼對建制派來講，這是一個全新的生存環境，怎麼樣做到賢能，怎麼樣適應內外競爭的新環境，脫穎而出，相比較而言，比原來環境裡面的要求提高了，被關注的強度增加了，可以推卸責任的餘地也變小了。這是真正的錘煉。塑造香港真正政治人才的新時代到來了。
新香港人參政會給傳統建制派一些敲打和壓力
中評社記者：紫荊黨、香港新方向等以內地港漂為代表的政黨組織近期迅速崛起，您如何看待這股新港人勢力未來在香港政治版圖中的發展前景？如何看待他們的出現對傳統建制派政黨的影響？
田飛龍：以往新香港人不太參與政治，在政治上的表現也不夠活躍。以紫荊黨、香港新方向的出現為代表的新香港人參政現象其實與2019年修例風波有關。在修例風波中，香港建制派與特區政府並未維護好新香港人的利益，許多有內地背景的香港人被圍追堵截，流血又流淚，確實是一個政治悲劇。新香港人雖然有專業知識、有地位、有能力也很能掙錢，但在政治上沒有話語權、缺乏代表權，在危急時刻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這是一個政治代表上的空白。如果新香港人不能在政治上自我組織起來，每次選舉的時候就只能去支持香港本地建制派的候選人，這對香港民主政治、對於香港愛國者治港而言是一種結構扭曲的形態。
紫荊黨和香港新方向等政黨組織是新香港人依據基本法正當參政，進行民主政治權利和利益訴求表達的一種實踐通道的探索。這是新香港人合法的權利，他們是香港永久居民，有基本法所允許的參政組黨的權利。此外，新香港人參與政治也有利於給傳統建制派一些敲打和壓力，來自新香港人提出的利益訴求可以讓香港建制派在政治上回應負責的範圍面更寬更廣。
因此，紫荊黨、香港新方向等政黨組織的參政倒不在於未來可以斬獲多少立法會議席，而在於作為代表香港新社群的力量、代表一種監督性的聲音，他們能夠為香港建制派的政治成長、為香港民主責任政治的成熟帶來一些壓力因素和良性觸動因素。
就紫荊黨本身的政治綱領以及一些論述，我有一些不同意見。比如，紫荊黨黨綱中提出“無問西東”，這其實是一個錯誤概念。“一國兩制”如何可以“無問西東”？“西”就是“西”，“東”就是“東”。在國安法之下就更加清晰了，香港一定是“東”，立足於一國之下的“兩制”面向“西”，有清晰的原則、根據和方位。如果再“無問西東”，就是政治上的幼稚病，是中間派的一種偷奸耍滑的表述。在愛國者治港意義上“無問西東”的闡述表現了紫荊黨在政治認知上一定的缺陷與不足。再比如，紫荊黨還講到，“一國兩制”百年不變，這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鄧小平雖然講過“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也不用變，但前者有基本法上的明確規定（第5條），後面的提法卻並未落實為具體政策文件或法律條款，而只是一種理想性的願景，是理想狀態下可探討的一種政策餘地，並不是定型化的既有政策。到2047年之後到底會怎樣，中央並未做具體決定。未來如何其實取決於“一國兩制”下半場的具體實踐和效度。“一國兩制”是有一個國家理性在內的，要看2047的香港對國家是否還有獨特的地位與作用。如果2047年香港的獨特作用消失了，那就應該尊重那個時候香港的實際地位，給其合適的法律上的身份。輕率地稱“‘一國兩制’一百年不變”不僅在中央政策文件中沒有依據，也不符合“一國兩制”中國家理性動態演變的規律。
當然，這些作為紫荊黨提出的具有一定超前性和創意性的主張，我們也可以將其視為香港社會自由多元政治表達的一種。紫荊黨的政治主張中也觸及了一些青年政策、住房政策等，這其實可以將新香港人的聲音加入到香港“一國兩制”下半場宏觀政策的討論中，具有民主政治上一定的可觀價值。至於新香港人未來政治空間到底如何，仍將取決於香港政治生態的具體競爭演變及中央治港的大局思考和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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