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日韓國內政治、對外戰略正在轉型之中。兩國都想在政治和安全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韓國要做中樞國家，日本致力於擺脫戰敗特別是軍事上的束縛，強化了對國際秩序的塑造能力。日本外交領導層特別強調所謂的“價值觀外交”或“秩序外交”，突出它對自由國際秩序或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強調。在對華觀念上有兩大敘事，一是所謂“民主”對“威權”的敘事，二是所謂“守成國”對“崛起國”的敘事。這兩大敘事在國際上有較大影響，但在不少研究中國的專家學者看來卻存在很多問題。基於東北亞的實際，我們不能離開權力政治和現實主義去談地區的問題。在現實主義回歸、泛安全化抬頭之時，我們應關注合作安全，反對過度安全化。
但在地理上，美國離我們比日韓要遠得多，也不屬於傳統的東亞文化圈。從“鄰交”角度來講，東北亞鄰國的角色更為獨特。日韓要有靈活、務實的對華政策，應避免與美國過度捆綁，選邊站並不符合其根本利益。我們思考鄰居間交往的總體框架兼顧我國國家利益和周邊鄰國共同利益，是安全、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集成。基於“鄰交”要有協調意識，一是啟動地方對外功能，開展豐富多彩的友城外交。二是鼓勵智庫提質升級，為智庫對外交流便利，應推動中日韓智庫間的務實對話。三是加強經貿與人文交流，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在這方面釋放了積極的信號，在後疫情時代，期待下一步具體政策上的跟進。
達巍：謝謝張勇老師，他著重從日本的角度來談，最後講到了智庫作用。日本現在來華交流的學者幾乎沒有，是一個大問題，外界有很多誤解，但中日之間這麼絕對，我覺得有點特殊性在裡面，聽聽樊老師的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