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我分享的主題，我認為“愛國者治港”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把“一國”和“兩制”的關係處理好了、理順了。基於回歸25年的歷史經驗，“一國”與“兩制”之間存在這樣的一組辯證關係：當“一國”守不好的時候，香港就會變成“兩制”的纍贅；當“一國”守好的時候，香港就會變成“兩制”的財富。因此，我們要重新審視“國家所需，香港所長”這八個字的意義。過去我們常講，內地吸收大量香港的資金、管理、專業服務等，這些是40年前改革開放初期內地最需要的東西。但到了今天，“國家所需”是什麼？香港又能提供什麼？我個人以為，必須要包括“治理體系跟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個部分。我認為，新時代的香港應該更加自信，當“一國”守得更牢、更堅定的時候，我們要相信“愛國者”既能治好港、也能治好國。最近幾年我們常討論“融合治港”的概念，當初是考慮到香港因為“一國”沒有守牢，或者缺少一些宏觀、戰略、全局思維，需要引入更多的內地經驗、國家觀念來補充到整個治港團隊中去。不過，鑒於最近的一些國際形勢、疫情防控形勢的變化，其實“融合治港”也可以是雙向的。我們要認真看待這樣一種可能性：未來，香港能不能為內地深化改革開放、提升治理現代化提供更多的制度上、治理上、社會建設上的正面經驗？“中國式現代化”是否要更多汲取香港“一國兩制”的正面經驗？這是我的一些不成熟思考。
郭至君：當前，香港已經邁過“由亂到治”，進入“由治及興”的階段，我想，接下來我們需要開始理順香港的一些政策。我們今天談論的主題是“愛國者治港”，因此怎麼“治”是非常關鍵的。不可否認，香港政府內部原來的確存在一些繁瑣、死板的問題，我認為這是需要檢視、反省的。因為如果政府無法高效施政，那麼很多問題即使有好的建議被採納了，到達具體層面之後也是落實不下去的。李家超在首份《施政報告》制定了110項包括關鍵績效指標（KPI）在內的指標，計及各分項指標多達223個，但當中並沒直接針對問責官員的KPI，這也是需要再思考的問題。我認為，港府官員和公務員們在心態上需要更積極改變，思考如何把香港當做自己家去治理，得有這個心態，香港才會越變越好。總的來看，如何落實好的提議、政策，港府公務員心態方面如何轉變，到底如何才能培養我們真正接地氣的“愛國者治港”人才，都是需要各方集思廣益，充分討論的。
張爽：李克強總理說過一句話，“讓信息多跑路、群眾少跑腿”。內地政府的施政滿意度近幾年提升比較大與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比如過去辦證件要跑好幾趟，現在在線上就能完成，老百姓自然會感到更滿意。香港其實是一個治理能力很強的城市，公務員的廉潔度在全世界都是名列前茅的，為什麼現在居民對施政的滿意度下降了呢？我認為技術的因素要引起重視。香港現在其實也處在一個信息技術發展的窗口期。所有的經濟發展都是新技術的產生和應用帶動的，香港已經錯過了一輪過去十年信息技術高速發展的機會，在內地城市，尤其是深圳已經實現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高度線上化的時候，香港的線上化水平還相對比較低。如果香港還是不能抓住現在這一輪“互聯網＋”的機遇的話，可能機會窗口就會關閉，香港與其他城市在這方面的差距會拉大。這也是香港應該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抓住大灣區發展機會的一個重要因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