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套支持措施推行應特別關注青年群體的婚育意願及行為。對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實施效果的評估結果顯示，政策寬鬆化顯著增加了二孩的出生數量、提升了二孩總和生育率，但由於一孩出生數量和一孩總和生育率過低，在總體上呈現為近年來出生數量的不斷下降與總和生育率的持續低迷。因此，中國實現適度生育水平的關鍵在於增加一孩生育。重塑社會婚育文化，加強青年婚戀觀、家庭觀教育引導，營造適齡婚育和生育友好的社會文化氛圍，應成為配套措施的重要內容。
配套支持措施推行還應貫穿社會性別平等理念。隨著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勞動參與程度的提升，育兒所導致的工作-家庭衝突愈加明顯，其主要原因在於社會領域和家庭領域的性別角色分工存在不一致。在單位，女性往往與男性承擔同樣的工作職責；在家庭，女性則被視為生育主體，這反過來又會影響用人單位在招聘、晉升等環節對女性的評價。生育政策寬鬆化、產假延長等改革舉措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應具有社會性別平等視角，扭轉“育兒是女性專責”的意識，明確育兒分擔機制，在利益相關者中合理分擔生育的各類成本，平衡生育支持措施和女性就業之間的關係，以消除女性生育的後顧之憂。
遵循人口發展規律減負賦能 按家庭需求精准施策
文章指出，生育率降低是人類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持續過低的生育率不利於國家民族發展，因此，適度提升生育水平成為人口轉變完成後面臨低生育挑戰的世界各國和地區共同努力的方向。
人口發展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人口系統的要素表現具有內外不一的性質。“總和生育率低於更替水平”只是一種粗略說法，實質是內在自然增長率小於零，或者淨再生產率小於1，反映為母親一代生育的、存活到生育年齡的女兒一代的數量已不足以替代母親一代的數量。這種代際更替水平是人口發展趨勢的內在表現，與外在由於出生和死亡所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長及人口規模變化不一定同步，而且人口規模越大、受年齡結構影響所產生的慣性就越大，表現為即使內在人口已經負增長，外在人口數量卻依然繼續攀升。比如，中國生育率在1992年已低於更替水平，標誌著內在自然增長已經啟動負增長程序，但人口總量仍呈現慣性正增長，繼續從1992年的11.7億人增加到2021年的14.13億人，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992年的11.60‰直到2021年降到0.34‰，才落入零增長區間。人口系統要素表現內外不一的這一特點具有很強的隱蔽性和迷惑性，對公眾理解人口形勢造成很大干擾，對人口政策的頂層設計提出了高瞻遠矚和未雨綢繆的更高要求。
遵循人口發展規律，三孩生育政策的實施應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能奢求立竿見影；配套支持措施要立足於為家庭減負賦能，以滿足家庭需求為出發點，關注人群需求的異質性，既要滿足一般需求，也要滿足處於不同生命周期的人群的特殊需求，增強家庭發展能力；要考慮配套措施的可行性和可持續性，特別是涉及資金發放、假期安排等類政策措施，兼顧利益相關者的多方訴求精准施策，確保政策措施落地落實且在較長時期內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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