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利用《蔣介石日記》研究民國史。在利用蔣介石日記時，應該注意什麼？
白先勇：《蔣介石日記》公開後，許多研究民國史的歷史學者，紛紛引用。蔣的日記敘述歷史事件部分，有其客觀依據，這部分有歷史參考的價值，但日記中他對人物臧否，往往憑其個人主觀好惡，失去真實性，尤其他被共產黨擊敗後，避居台灣時期的日記，往往顯露其各種心理障礙，妄恐（paranoia）、執迷（obsession），例如在日記中把白崇禧妖魔化，把國民黨在大陸上軍事失敗，諉過於白。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逝世，蔣在日記中如此記載：
昨晨往悼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之一大罪人也。
因此引用《蔣介石日記》不宜照單全收，應持有客觀判斷的態度，以免被誤導。
《台灣歲月》讓我們看到作為父親、普通人的白崇禧。您曾回憶，得到父親去世的噩耗時，“我第一個反應不是悲傷，是肅然起敬的一種震懾”。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父子關係？
白先勇：父親白崇禧將軍在我心中有多重影像。首先對我來說，他是英雄。幼年時期我印象中，父親總是身著戎裝，騎著一匹黑得發亮的高大駿馬，英姿煥發地凱旋，那正是抗戰勝利那幾年。在家中父親是嚴父也是慈父。父親管教我們甚嚴，不容許我們有紈絝子弟的習氣，對我們的學業要求，更是“步步相逼”。我曾說，我們手足在家中的地位，是以學校成績單來排名的。但父親也是慈父，因為我幼時患肺病，病得嚴重，幸得父母悉心調理，得以痊愈。因此父親對我額外寬容。
1966年，父親遽然歸真，我首先感到的是一種震懾，因為父親是英雄，英雄之死，令人肅然起敬。
早在1970年代末，您就說過，您畢生的渴望就是寫出一本能讓大眾接受的白崇禧大傳。但今天已進入一個反英雄、反精英的時代，史學研究也強調多寫社會史、大眾文化史。而您寫的這部傳記則是在強調一種戰爭與英雄史觀。今天的讀者為什麼要讀這部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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