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美國傳統外交戰略思維和原則理念的回歸。比如，強調盟國協調和發揮盟友的作用，重視多邊機制，以人權問題和意識形態對抗為外交政策抓手等，這些理念和手法都再度得到重視和運用。例如與特朗普相比，拜登政府熱衷於將中美的競爭描述為“民主對威權”的制度性競爭關係，鼓吹自由、民主、人權是美國的核心價值優勢，並強調通過所謂“民主價值”與其盟友和夥伴應對來自“威權政體的挑戰。為此拜登在上台後積極地在意識形態領域拉幫結派，頻頻聯合盟友對中國進行攻擊。
在對台政策乃至大的對華政策方面，拜登同特朗普的戰略總體上是一致的。尤其是在對台問題上，力挺台灣對抗大陸可謂是美國兩黨之間以及府會之間的共識。但是拜登政府的對台政策同特朗普政府相較，有可能會有以下“三個區別”，一是，特朗普純粹把台灣作為刺激、挑釁和打壓中國大陸的工具，對台政策完全服務於對華戰略，也很少顧及台灣的利益是否會因美國的挑釁政策而受損；而拜登則會回歸美國傳統的政策軌道，亦即把對台政策和對大陸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至少從美國角度而言）予以“分開處理”的政策思路，並在決策時考慮台灣當局可能會因此而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二是，特朗普對台灣問題的危險性和敏感性其實是認識不足的，因為他本身沒有這方面必要的知識積纍，更沒有這方面的外交經驗，這就意味著特朗普明顯缺乏“紅線意識”。相比特朗普，拜登在外交領域更加嫻熟老練，尤其在對台問題上，更是不折不扣的老手。拜登政府對台灣問題所蘊含的巨大風險的認識和理解更加充分，“紅線意識”也相對會更強一些。
三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具有極強的隨意性和極端性，袛關注於服務其自身的政治私利，這也直接導致特朗普執政時期，中美關係跌入了歷史低谷，主要表現為“三無”：即無戰略互信、無高層政治互動、無實質性合作；而拜登上台後中美合作已然逐漸有所恢復，而且拜登未來很多內外政策目標的實現也離不開中國的配合與支持，因此拜登會更多地顧及中美關係的大局，而不敢在台灣問題上肆意妄為地發起挑釁。
短期而言，拜登政府對台政策的重點是管控危機，防止因意外事件爆發兩岸軍事衝突，把美國拖下水。而其中期目標則會是要在降低兩岸緊張關係的同時，力求兩岸恢復對話，尤其是施壓大陸與台灣當局進行接觸和會談。長期而言則是要力求把台灣更有效地整合進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打壓和圍堵中國大陸的體系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