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如果因為擔心中國經濟繼續發展而焦慮不安袛是自尋煩惱。美國無法阻止也不可能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如果因為中國超越美國而焦慮不堪可能是最終無解。中美完全可以就未來世界發展進行深層次戰略型會談，中國在自己核心利益被充分尊重的狀態下，應該也會尊重美國的利益。50年前基辛格博士秘密訪問北京，同周恩來總理進行了近20小時的深入會談，構建起中美兩國50年之久的和平交往。隨著中國的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出現新的變化，美國作為世界上的霸權國家，過度習慣於現有的世界政治格局。如果美國領導人能夠更加深入瞭解世界的變化，尋找中美兩國可以進行戰略商談的機會，在經濟發展和戰略目標上形成彼此能夠接受的戰略妥協，形成長期的戰略合作，則有利於推進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也是處理中美關係的最為理想型的方案。
可悲的是，拜登新總統上台之後並沒有深入探討特朗普政府時期所推行的極限施壓政策是否合理，沒有經過深入的反省和必要的沉澱，而是在特朗普政府短視性操作的基礎上，急不可耐地以系統的手法和全方位的手段為短視性操作找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樣的操作袛能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分裂，袛能使得這個世界更加對抗。坎貝爾的論文所提出的觀點果真完全付諸實施，其結果是引導全球進入19世紀初期歐洲形成的那種混亂的戰爭狀態，把世界引向災難，沒有絲毫積極性可言。
日本一直是中國的近鄰，這一地緣政治的基本態勢不會改變。120多年前中國社會正處在激烈的轉型時期，經濟落後，社會效率低下。相比日本，龐大中國社會的轉型顯得更加緩慢而滯後。明治維新之後，日本以較快的步伐用西學改變了日本。由於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的成功，使得勝利衝昏了日本為政者的頭腦，以為日本可以為所欲為了。1945年日本戰敗，受到了制裁。這一被制裁的感受並不好受，但也是衝昏頭腦的代價。如果日本的為政者無法從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吸取有意義的教訓，未來的日本也許會付出更大的代價。中日兩國是近鄰，地緣政治的格局是讓中日兩國要和平相處。依據120多年前的史實尋求歷史重演的想法，袛是一廂情願的單相思而已。開拓未來型的中日兩國合作關係，構建中日韓三國經濟合作才是符合21世紀新時代的需求。
“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發展過程中不可迴避的核心利益問題。這一問題可以放緩進程解決，但是不能不解決，也不能無限期放置下去。隨著拜登政府上台，也在於拜登總統的幕僚坎貝爾的強勢作為，“台灣問題”越來越成為各方所關注的焦點。美日2＋2會議、美日首腦會議、七國外長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都把“台灣問題”當作制衡中國的手段來津津樂道。但是這一切都沒有改變“台灣問題”居於印太地區爆炸性衝突核心地位的狀態。我認為中國不會在台灣回歸或統一的問題上有所讓步和妥協，但是可以在台灣回歸的方式和台灣社會回歸後生存形態上進行積極的探討，包括台灣回歸後，中美之間在全球戰略層面上的合作與妥協。
美國和西方發達國家是有機會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去尋找世界和諧相處融合之道的深層次架構的，這是一項非常具有挑戰性的戰略思考。但是，在今天的世界里，美國袛以自己一國霸權地位為至上的目標，使得人類不得不徘徊在國家間衝突的政治利益邏輯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