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土地賦稅為例，千百年來農民最高的經濟要求和夢想就是“耕者有其田”，但他們即使曾經短暫地獲得過土地，很快也會再度失去，這就是中國兩千年封建史的“魔咒”：王朝始興，自耕農得到土地，統治者與民休息，輕徭薄賦；隨著時間推移，土地兼並加劇，出現地主豪強階層，自耕農失去土地成為佃農，賦稅加重，民不聊生，帝國推倒重來。
漫長的封建社會也不是沒有出現過良好的政策安排。漢代鹽鐵政策，目的是“節制資本”，不讓民間過富；唐代均田制和租庸調制，最主要的精神在於“為民制產”，不讓農民過窮；明朝丈田均賦，編制“黃册”“魚鱗册”，兼有“限民名田”之義……單論設計，堪稱苦心孤詣。
但是，在一個農民沒有主體性的社會，制度設計越精巧，維護成本就越高。沒有農民的自我參與、自我管理，連土地戶籍的動態統計都跟不上，再好的設計最終也會名存實亡。
歷史學家錢穆認為：“每一項制度之推行與繼續，也必待有一種與之相當的道德意志與服務忠誠之貫注。否則徒法不能以自行，縱然法良意美，終是徒然。”
而新中國從成立伊始，就明確了農民的主體地位，就賦予了農民管理與自我管理的權利。農民的智慧是從泥土裡生長出來的，一旦獲得自主權，他們將創造出最具實用性的制度，他們將自發維護制度。
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農民，只有在新中國的農村，歷史的惡性循環才可能徹底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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