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根據台灣“衛生福利部”的數據，當代台灣人第一大死因是癌症，而癌症中排第一的是氣管、支氣管和肺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應當重視肺癌的預防，一個有效手段是限制香煙的消費，這需要衛生部門、教育部門、“內政部門”，乃至貿易、外事部門的配合，因為涉及到限制進口香煙，與歐美香煙生產國的談判。
總之，預防性工作的“社會性”特征十分突出，需要“集體”的參與。相比之下，醫療工作的“個人性”特征突出，是個人和醫院的事情。在當代，看病、治療的本質是個人向醫療機構購買服務。
所謂“醫療化”（medicalization），就是將“非醫療問題當成醫療問題來定義”，因為如此才能安排“治療”，醫療機構才有利潤。自1970年代開始，西方學術界對“醫療化”有了不少研究和批判。
美國醫療社會學家彼得·康拉德發現，“醫療化”的本質是將某些社會問題從它產生的土壤中“剝離”和“孤立”出來（decontexualize），然後醫療機構、藥廠介入。它們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以“醫療”的名義售賣服務來賺取利潤。所以市場化與醫療化互為因果，相互促進。
1972年，私立馬偕紀念醫院改革醫生薪酬制度，從支付固定薪資到“績效計酬”。改革的本意是提高醫生的收入，卻產生了一個副作用——公共衛生服務開始被當作商品出售。
在台灣，私人醫院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私人資本進入醫療領域，首先為了賺取利潤。而公立醫院也被要求“各憑本事”、“自負盈虧”。疾病的預防性工作利潤率不足，疾病的治療工作利潤率較高。民眾如果保持健康，不能給醫療機構帶來利益；民眾如果經常生病，需要向衛生機構求助，反而符合醫療機構的利益。因此預防性工作逐漸被邊緣化，醫療工作越來越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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