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兩國關係經歷了三個階段，即1972到1992年的“友好期”或“蜜月期”、1992年到2012年的“過渡期”或“摩擦期”，以及2012年之後的“對抗期”。事實上，自2012年前後，伴隨中日關係競爭性、對抗性加強，日本已開始視中國為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了。在這一點上，實際上日本遠遠走在了美國的前頭。美國特朗普政府是在2017年才明確將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的。
在東亞地區，面對中國的崛起，多數國家的反應是採取對衝策略，兩面下注，而唯獨日本採取制衡為主、對衝為輔的策略。2012年到2017年，安倍政府在“俯瞰地球儀外交”下，積極配合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遠交近攻，挾美制華，中日關係嚴重惡化。2017年後，鑒於國內外環境的變化，制衡中國的政策難以為繼，於是強調中日關係要“化競爭為協調”，對對華政策做出策略性調整。於是，才有了特朗普“美國優先”背景下的中日關係重回正軌趨勢。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中日關係的轉圜是有限度的，“中日接近”更不意味著“日美乖離”，必須認清中日美關係的表象與實象，切不可抱有不符實際的一廂情願的幻想。
拜登上台之後，宣稱要修復與其盟友的關係。對此，日本抱有非常高的期待，試圖藉機加強日美同盟關係，並構築遏制中國的反華統一戰線。值得注意的是，與以往不同，此番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發揮了積極的引領作用。
從近期日本的表現來看，日本的對華政策出現了明顯的倒退，仿佛又回到了2018年前的“競爭”狀態。基於這樣的判斷，是否可以說中日關係重回正軌的態勢宣告結束了呢？進入新世紀以來，中日關係經歷了“惡化—改善，再惡化—再改善”的循環過程，現在是否進入了“再惡化”的狀況？中日關係能否走出這種循環？這些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再從中日韓關係的視角來看，面對中國的崛起，韓國和日本的反應和戰略選擇是有很大差異的。如前所述，在東亞地區，面對中國崛起，衹有日本把中國當成戰略競爭對手，採取制衡策略，其他一些中小國家皆採取對衝策略。韓國總體上把中國發展作為本國發展機遇，並不像日本一樣把中國當成競爭對手。韓國雖然與日本同為美國的盟友，但這並非意味著韓國對華政策與日美步調完全一致。韓國方面最近明確表示，美國是韓國的最大盟友，中國又是最大貿易夥伴，韓國不會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展望未來，隨著影響中日關係的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歷史問題、領土問題、台灣問題等因素，仍將對中日關係產生重要影響。如果說，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影響中日關係的主要因素是歷史問題，第二個十年是釣魚島問題，那麼第三個十年台灣問題可能成為中日爭端的焦點。中日未來在釣魚島問題上擦槍走火的可能性未必很大，因為雙方深知釣魚島衝突的巨大危險性，且積纍了一定的管控經驗；而歷史問題由來已久，難以造成震蕩性的影響。相比之下，台灣問題更加充滿不確定性，且日益凸顯起來。此番日美首腦會談，自1969年以來重提台灣問題，干涉中國內政。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高度警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