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一些亮點舉措時有出現。近日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法院適用民法典，發出了首份人格權侵害禁令，該禁令比人身保護令的保護主體更為廣泛，不再受限於家庭成員或共同生活的人。這意味著，離婚或分手後仍然被暴力糾纏的受害者將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又如，浙江省義烏市去年7月引入了婚前查詢伴侶家暴史的制度。查詢人提供一定信息後，可向婚姻登記處提交申請。
這些舉措都引起了廣泛好評。但這些制度發生作用的前提，是對家暴情形的認定。然而家暴認定難的問題，卻廣泛存在於出警、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與起訴離婚等各個環節。
子晨雖然決定起訴離婚，但她知道這一“仗”絕不輕鬆。丈夫並不願意離婚，孩子出生後，會更不願意放手。
根據民法典規定，有家暴情形存在的，應當准予離婚。但現實中這一點往往因為家暴認定難的問題而難以實現。
蔣月以2016年至2018年間400份涉家庭暴力離婚的人民法院民事判決書為樣本，分析了我國反家暴法實施效果。她認為，家暴證明難的狀況有所改善，但未發生根本改變。在400個樣本案件中55.5%的當事人除自我陳述外，還提供了其他證據證明家庭暴力發生。而在這400個案件中，法院確認存在家庭暴力的案件僅占22.75%。部分法官認為，醫療機構診斷證明、受傷照片等只能反映原告確有受傷，但不能證明原告受傷是因被告行為所致。如果僅有病歷、照片等孤證，而不能形成一個證據鏈條指向被告，法院一般不認定。
這也就意味著，很多受害者在沒有專業指導的情況下，拿不出有效證據。
一位法官說出了系統性的原因：如果原被告雙方分歧很大，一審判離的話，施暴者上訴的可能性更大。而上訴率、結案率、改判率都影響著對法官的考核，因此，法官更容易追求案結事了，不認定家暴，留待受害者依據法律規定，一年後再次起訴。不認定家暴，還使受害人在監護權之爭或財產分割中本應占有的優勢不複存在。而可能失去孩子的撫養權，又反過來成為阻礙受害者擺脫暴力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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