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包容性。和西方的類屬性思維方式不同的是，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看重的是事物個體之間的關係，是一種關係性思維。這種關係性思維認為事物相互關聯，行為體是關係中的行為體。世界存在諸多兩極偶對，并認為它們相互依賴，互為補充，而不是一方消滅另一方，這就是“共存邏輯”。中國的辯證法是一種互容性辯證法，主張每對對立物以一種非衝突方式互動，轉化為一個相互包含而非同質的新合體。⑫中國宗教多神并立，也強化了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品格。這種包容性又決定了中國人在處理與世界的關係時，并不謀求消滅異己。歷史上，中華文明的繁榮與發展，都是吸收周邊少數民族優秀文化的結果。
因此，中國文化是一種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釗先生所說，中華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當前，西方文化所主導的人類發展道路呈現出越來越明顯的弊端，工業文明廣受詬病，大國爭霸傳播戰禍，人類應該從古老的中國文化中吸收營養，探索國際關係的新模式，而中國的崛起正是試圖走出大國爭霸的惡性循環的一種探索。
三、新型國際關係是對現代國際關係模式的超越
超越現代民族國家體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模式成為大勢所趨。西方文明所喚起的科技進步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進程，已經形成了對產生於西方文化的國際關係模式構成了衝擊，呼喚新型國際關係的誕生。科技的進步在促進生產力極大發展同時，也產生了毀滅人類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現使核大國之間的戰爭不可想象，而核擴散的前景則使人們對建立在征服和權力爭奪概念之上的西方國際關係模式產生了懷疑，因為這種國際關係模式使人們看不到未來。構建新型的國際關係模式，尤其是新型的大國關係模式已經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
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在全球擴張的過程中，也向人們展示了其否定自身的可能性。首先，在現代國際體系的發展演變過程中，人們已經認識到這種國際關係模式的危害性，試圖抑制其中的危害因素。在現代國際體系的發源地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們就認識到民族主義的危害，出現了歐洲聯合運動，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一種實踐。結束歐洲內部殘酷的戰爭，消除民族主義的危害是歐洲一體化的主要目的，現在歐洲成為令人稱道的安全共同體，歐洲國家被不少人認為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後現代國家。儘管很多人懷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歐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但畢竟在一定區域內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國際行為體的多樣化、國際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現代國際體系。國家不再是國際政治的唯一行為體，各種政府間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數量劇增，在國際舞台上日趨活躍，跨國公司的力量異常強大。各式各樣的國際制度對國家的行為形成巨大的制約。全球化使各國之間形成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相互依賴關係。所有這些，都使當代國際體系不能完全等同於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第三，現代國際體系擴張的過程中在吸納其他文明的同時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現代國際體系不再是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理想形態，世界主要大國很少是由單一民族組成的。一些文明雖然在現代國際體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國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對現代國際體系并不認同。而中國接受民族主義也被人認為是“道德上的讓步”。在國際體系面臨重大轉型的關頭，非西方文明必然會為新的國際體系的構建提出自己的選擇。
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的一些學者就有感於西方國際關係模式的不可持續性，試圖從天下主義和東亞華夷秩序中探討國際關係的未來模式，得出的基本結論就是，西方民族國家國際體系不能繼續進行下去了，需要從東方的天下主義或者古代的東亞秩序汲取智慧。⑬近些年來，有關國際體系的變遷或國際關係模式的討論仍然是學術界討論的熱點話題，儘管有一些學者并未從天下主義視角來進行探討，但也認為，未來的國際體系將從體現西方文化的“泛歐國際體系”轉向“非泛歐國際體系”，未來的國際體系將不能由西方主導，而要更多反映非西方國家的觀念和利益訴求。“未來國際體系的轉型過程雖然也將充滿艱難、曲折，充斥著競爭與衝突，但不會像前兩次國際體系轉型那樣處處充斥著戰爭血腥，更不太可能發生類似兩次世界大戰那樣的全球性戰爭。”⑭這些討論有個共同的特點是，都認為新型國際關係模式的建立必須超越現代國際體系，從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尋找營養和生長點，其中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首先，新型國際關係追求的不是霸權的輪替。用“修昔底德陷阱”來討論中美關係似乎成為時下潮流，中美之間必有一戰成為某些人的信條，但其實這衹是一種假想。⑮中國文化的品格決定了中國有可能擺脫西方大國爭霸的傳統邏輯，而在不與當今霸權國家發生衝突的情況下實現民族的復興。依據中國互容式辯證法，中國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并不必然導致其他大國影響力的下降，中國的崛起并不必然伴隨其他國家的衰落，大國之間的關係不再是一種零和游戲。因此，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應該產生的是一種共生共榮的境界。中國處理對外關係的一條根本原則就是，中國反霸但不稱霸、不爭霸，永遠不做超級大國。中國主張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商的新安全觀，推動“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恰恰體現了這種共生共榮理念。
其次，新型國際關係是包容性國際關係。包容性崛起就是不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價值觀念，不謀求消除異己的崛起。一是對體系的包容。儘管中國認為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不公正、不合理，造成了中國發展中的一些障礙，但中國也認為這種體系能為中國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一定的機會，因此在國際舞台上積極維護當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制度，并不謀求推翻這種國際體系，避免了崛起過程中對現存體系的衝擊，實現了與當前體系的共存。二是對對手的包容。儘管世界上常有國家把中國當成對手，但中國在外交上從來不預設假想敵，相信矛盾可以通過尋找折中的途徑加以解決。⑯三是對他者的包容。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品格是中國不斷學習、吸收一切文明的先進成果，當前中國主張文化的多樣性，降低了因文化意識形態因素與其他國家爆發衝突的可能性。
最後，建設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在於自身的發展。中國文化向來強調內省和自修。在現時代，中國首先要強大起來，才能有資格談論崛起，談論為人類文明作出較大的貢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發展作為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是我國建設發展和對社會主要矛盾進行科學分析得出的重要結論，也是解決中國當前一切矛盾的關鍵。同時要建立和諧文明、積極向上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建設和諧社會，推動和諧世界的建立。
總而言之，在國際體系面臨重大轉型的關頭，非西方文明必然會為新的國際體系的構建作出自己特殊的貢獻。中國的復興和中國文化的品格決定了中國能為擺脫西方大國爭霸的傳統邏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智慧，這也是為什麼即便中美關係受到貿易戰等嚴重衝擊的當下，中國仍然保持足够的定力，對中美關係充滿信心和期待的原因。中國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已經基於自己的文明積澱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向世界表明和平發展的意圖，表明要構建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的意圖，而不做自私而貪婪的權力和利益的攫取者，不做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奉者，不做霸權的追逐者。中國獨特的文化積澱使中國有能力為新型國際關係的構建提供豐富的營養，中國的發展和復興使中國有能力承擔建設新型國際關係的歷史使命。
注釋：
①蘇長和：《新型國際關係，大國應為表率》，載《解放日報》，2012年5月28日。
②最典型的是以米爾斯海默為代表的進攻性現實主義者。參見[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③陳獨秀：《東西民族根本之差異》，載《新青年》，第一卷第4號。
④同上。
⑤季羨林，張光璘編選：《東西文化議論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97年版，第53、56、64-66、69、82頁。
⑥江西元：《大國關係與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版，第105頁。
⑦轉引自王堂家等：《17世紀形而上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頁。
⑧半月述評：《新型國際關係的新發展》，載《世界知識》1954年第15期。
⑨李義虎：《論21世紀的新型大國關係》，載《教學與研究》1999年第5期。
⑩趙汀陽：《天下體系——世界制度哲學導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
⑪《孟子·盡心上》。
⑫秦亞青：《作為關係過程的國際社會》，載《國際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
⑬參閱：李慎之：《全球化與中國文化》，載《太平洋學報》，1994年第2期；盛洪：《從民族主義到天下主義》，載《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1期；何芳川：《“華夷秩序”論》，載《北京大學學報》，1998年第6期。
⑭林利民：《21世紀國際體系轉型析論》，載《現代國際關係》，2009年第6期。
⑮潘蓉、肖河：《尚未觸發的“修昔底德陷阱”與美國對華政策》，《國際論壇》2020年第三期。
⑯朱立群：“國內政治過程與中國對外政治及外交行為”，載秦亞青等主編：《國際體系與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9年，第254—256頁。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1月號，總第277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