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美應跳脫修昔底德陷阱之怪圈。
目前很多人都在討論中美是否會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繼而引發“新冷戰”的格局，我倒認為，中美關係不能被“修昔底德陷阱”的大概念束縛，應該發散思維。有一道著名的數學問題就是“如何一筆把九個點連起來？”，如果你衹把目光局限在那九個點上，會發現怎麼都無法衹用一筆連起來，但如果跳脫出那九個點所在的方格，答案則非常簡單。解數學題如此，處理中美關係之間的問題也可如此。
我16年底時曾寫過一篇題為“特朗普可塑性對中國並非完全不利”的社評，裡面突出總結了特朗普的個人特質並指出其可塑性，但可惜的是，特朗普對華友好的可塑性曇花一現，中美雙方都沒有抓到這個機會，反而在這幾年使得兩國關係漸行漸遠。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傅瑩近日曾提到，“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還沒有完全打破，我們在國際輿論場上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仍有待提高。”對此，我是十分贊同的。
但是目前在美國，“知華派”或“中國通”的數量日漸減少，中青一代的美國對華學者大多缺乏瞭解真實的中國，整體思維傾向鷹派，面對這樣的不利狀況，中方需要更加敏銳、更加充分地把握時代變化賦予的機會和條件，主動發出自己的聲音，積極去塑造美國的對華觀念。習近平主席對中美關係尤為重視，他對此的主要觀點通過不少個性化的語言表述，得以充分的體現。例如：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中美和則兩利，鬥則俱傷；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沒有現成經驗和模式可以照搬……鑒於此，我建議，中美不僅要保持元首溝通，也要保持定時、高質的高層戰略對話，不斷互相溝通，理解對方思維，爭取最大程度上的互信。
總的來說，中國在發展、在崛起，而美國接二連三的“退群”收縮，強調本國至上主義，這樣的變化反映出兩國在同一國際體系中的反向演進，必然帶來國際權力調整的張力。
在2020年餘下的時間，美國外交舉措必然要受到大選因素影響。經濟衰退、兩黨極化、種族等社會問題和特朗普本人極富爭議的現象，使得美國內部持續動盪，政治爭鬥和民情撕裂的程度高於以往，也使得美國的自信心進一步下降，對發展中的中國的恐懼和疑慮更深，繼而將針對“中國威脅”的炒作進一步發展，可以预见，鷹派會更加賣力地激化與中國的矛盾，中美關係的形勢會更加嚴峻。無論美國大選結果如何，11月就見分曉，即使是民主黨上台也不會在一夕之間大改對華態度和政策，中美關係的未來方向都是下一階段雙方決策層需要認真思考和理性探討的。
新冠疫情大流行以慘烈的方式告訴我们每一個人，人类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中美都是地球村中的一員，也都應該是負責任的大國，我們完全可以用行動來向世界其他國家展示，中美兩國都具有超越危機的能力，我們應該無時不刻用尋找轉機的目光遠眺前路，不悲觀、不放棄。中美對抗衹能是“傷敵一千、自損八百”，這個道理我们應該牢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