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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至君 |
“百年大變局”與“戰略機遇期”的辯證關係，給我們看待台海局勢帶來以下啟示：第一，我們不要為外部勢力介入台海、打“台灣牌”給嚇傻了、嚇怕了、嚇跑了，要深刻認識到這是“台獨”窮途末路與外部遏華反華勢力最後一搏的匯流，此時此刻更要敢於鬥爭、善於鬥爭，堅決打掉外部勢力藉台灣問題干預中國內政、破壞我國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圖謀。第二，解決台灣問題也好、探索“兩制台灣方案”也罷，歸根到底需要大陸辦好自己的事情，“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係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大陸衹有讓自己的制度更加完善、經濟更加繁榮、社會治理更加成熟、福利保障更加健全，才能為兩岸同胞實現“心靈契合”不斷創造和積纍條件。
“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和“中美實力對比進入轉折點”之間的辯證關係
第四是“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和“中美實力對比進入轉折點”之間的辯證關係。“臨界點”最早是由蘭普頓在2015年時提出，再追溯至更早由埃里森提出的中美或進入“修昔底德陷阱”警告，實際上美國戰略圈、智庫界早在五年多前就已經做了充分理論鋪陳和輿論準備。當前，中美兩國內部對此均出現一些不客觀、不全面的解讀，認為中美進入“臨界點”已經意味著中美關係方向從合作主導轉向鬥爭主導，鼓吹什麼“中美關係一去不復返”、“中國是美國眼中第二號蘇聯”等種種帶有“新冷戰”思維的論調。這是典型的衹見樹木不見森林。
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這個判斷確實沒有錯。近年來中美的相處和互動方式變化、競爭大於合作成為主基調、意識形態鬥爭逐漸突出，這都是中美關係有別於過去30年的重大改變，但核心在於，這一切都是中美綜合實力差距進入“毫釐區間”、中美實力對比進入轉折點所帶來的自然結果。換言之，“實力轉折點”是物質基礎的範疇，而“關係臨界點”是上層建築的範疇，近年來中美關係的變化完全符合辯證唯物史觀的脈絡，對此我們要有充分的理論自信。中國目前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製造體系，擁有全世界最大且素質最高的勞動力市場，擁有全世界最大、最有活力且最具科技含量和最扎實物流保障的內需市場，上述任何一條都是無法套用美蘇冷戰時期的背景的！反觀美國顯然沒有通過新冠疫情這次對國家治理能力的“大考”，不管是代表防控水平的病亡數、感染數超高，還是因弗洛伊德事件觸發的社會動盪，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翻版蘇聯”的場景：儘管軍事實力、科研能力仍有獨霸優勢，但經濟空轉、治理廢弛、金融虛高、社會處在崩潰邊緣。中國無需盲目自大、亦無需妄自菲薄，衹要扎實做好自己的事情，就一定能夠度過這段爬坡過坎的攻堅期。
同樣，近年來兩岸關係的變化，正是反映了中美關係進入臨界點的基本形態，而台灣問題的解決必將是中美實力對比“越過”轉折點的標誌。總而言之，衹要大陸堅定信心、保持定力，牢牢控制台海穩定局勢，台灣問題就一定可以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得到解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