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貧富差距、認同危機與新型全球化
從收入水準來看，大部分美國人其實日子過得一般。按照美國勞工部的資料，2016年，美國大約有1.4億勞動力，人均年收入大約5萬美元左右。但是這個人均數背後卻是嚴重的收入分佈不均衡，金融、管理、律師、教授等崗位的收入顯著高於其他行業，絕大部分藍領的工資很低。
美國高收入白人精英階層主要是以下幾種。目前美國管理類崗位數大約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為11萬美元；律師崗位110萬個，人均年收入10萬美元；商業金融從業人數也差不多是700萬個，人均年收入7.5萬美元；從事電腦和數學的人大約有420萬，人均年收入約9萬美元；生命、物理和社會科學家從業人員約為115萬，平均年收入也在11萬美元左右。總體上而言，這2100萬人基本構成了美國白人精英階層的主體。當然，這個圈子也是高度金字塔型，站在頂尖的1%控制了美國90%以上的財富。
與白人精英層對立的是數量龐大的、收入較低的中下層。如，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數220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銷售崗位1450萬人，人均年收入4萬美元；食品行業1300萬人，人均年收入2.4萬美元；製造業910萬人，人均年收入3.7萬美元；交通運輸業崗位970萬，人均收入3.6萬美元。收入水準在3萬美元以下的群體，還包括440萬清潔保養人士、450萬護理和服務人員、460萬農林漁從業人士，這些群體的總人數超過了8200萬。
收入差距造成了美國人的認同危機。歐美有相當大一群人不認同全球化，1999年在美國西雅圖就發生過反全球化勢力的遊行。在21世紀初，美國人辯論外包與工作的關係時，政治學家亨廷頓發表了《我們是誰》一書，從學理上論證了美國有可能在2050年變成一個拉丁裔人口主導的國家，白人的優勢地位將不復存在。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特朗普就不顧政治正確性，揚言要修改奠定二戰後美國國力基礎的移民政策，上台之後也是不遺餘力推進，這充分說明美國已經不是原來那個美國。
比貧富差距更難以忍受的是，這個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還在繼續擴大。2003年，美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為3.7萬美元，2016年上升至5萬美元。隨著美國高技術公司的全球佈局，核心工作崗位留在美國國內，這表現在商業和金融類、電腦和數學類等崗位擴增，而一些低端的工作崗位則被外包到海外，辦公室和行政輔助類崗位明顯萎縮，而且這些行業的年均薪水占全國平均水準的比重在下滑，資料顯示其他中低收入行業占全國的比重也是下降的，這些階層的獲得感變差了。與此同時，其他國家，特別是一些亞洲國家，比如中國人的收入卻在快速地改善。例如，2003-2016年間，中國的人均GNI從1280美元增長至8250美元。因此，美國國內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部分地也與全球化相關了。
對美國中下層而言，要在美國繼續實現美國夢，就必須打破白人精英階層主導的財富生產和分配框架，其中一部分與全球化相關。2018年1月初，特朗普任上的第一份《總統經濟報告》披露，2017年底，美國貿易額比1973年增長了11倍，絕大多數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實現的。因此，對於早期的中產階層來說，由於美國的國際貿易占比並不顯著，他們也不會是美國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隨著貿易的擴大和日漸深入美國腹地——比如美國大豆的出口，現在的情形肯定不同以往。美國學術界現在正在辯論的問題是全球化、新技術與收入差距的關係。對於中下層來說，要理解複雜的世界是有相當難度的。白人中下層看到的圖景，的確是中國人變得富裕了，而自己卻停滯不前。他們對工作、收入和貿易的關係理解不深，仍停留在製造美國夢的50年代，他們相信勤奮工作就可以，而不管技術進步、甚至產業轉移帶來的巨大競爭壓力和替代效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