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美國的對外戰略是如此的成功，甚至最終以和平的方式贏得了冷戰，我們便接受了對外戰略這一個向度的邏輯，即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對美國一定有利，因而美國將維護這套秩序，防止他國衝擊。比如小布什時期的“戰略競爭者”、“利益相關者”，奧巴馬時期的“中美兩國論”等，都是白人精英對美國與中國關係的一種定位，核心是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以往，我們假定當選的美國總統總是能代表美國的整體利益，推進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維護美國霸主地位，這符合白人精英統治集團所認知的美國國家利益。很多研究美國的國際問題專家，通常也是從美國白人精英口中瞭解美國政府的政策主張，雙方討論的是在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框架下，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可能有的發展空間。大多數專家到美國調研訪學，也主要是走進大城市，如華盛頓的智庫聽聽“旋轉門”的人怎麼看，然後將這些談話寫成分析報告。很少有學者能獲得機會到美國的鄉鎮調研，更不用說與特朗普的支持者面對面交流一下。
2016年11月特朗普勝出之後，基本上宣告了這種精英認知模式的破產。特朗普上台表明，美國國內問題比國際問題更為嚴重而緊迫。如果不對美國內政有深入的瞭解，恐怕不能認識美國對外政策的變革。認識特朗普時代的新美國，需要的不只是國際問題專家，而更多的是美國國內問題專家。以往，全球多數國家的美國問題專家被巨大的慣性牽著走，以為只要瞄準了美國精英階層的對外政策，就可以和美國周旋，卻喪失了將美國白人精英的對外戰略和對內戰略關聯起來考慮的意識。
特朗普的上台顯露出，美國白人精英並不是任何時候都可以主導這個國家，他們有時候也不完全能推選出喜歡的政治代言人。特朗普執政一年多，解雇了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等執政層的核心成員。據說被解雇的這些要員，是白人精英群用來制衡特朗普的。顯然，美國內政的鬥爭相當激烈，白人精英集團對特朗普不滿意，但又不能打破民主制度，因為特朗普是民選的，而民主制度也被白人精英所認可。民主制度選出了一位不被白人精英所認可的總統，這是民主的悖論嗎？要知道，二戰時期，德國的希特勒也是民選的。
這需要我們重新認識新時代美國的政治體制的性質。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權，理論上都應該存在兩種可能性，一種是代表某一階層的利益，一種是代表整體的利益。後者顯然並非是常態，需要相當大壓力的外部競爭環境、更為複雜的政治制度設計和更為高超的統治藝術。如果特朗普並不代表白人精英的利益，而是代表了其他階層的利益，那麼我們就不能把二戰結束以來所總結的一套經驗用來認識特朗普。
這一點有些類似於十月革命前後的俄國與蘇聯，蘇聯替代俄國帝國，事實上是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蘇聯要維護和鞏固的國家利益，完全不同於俄國時代，儘管有些目標也是一致的。但由於大蕭條和二戰，美國精英階層對蘇聯的認識相當矛盾和複雜，直到二戰勝利後，美蘇雙方要劃分勢力範圍時，終於發現擺不平國際事務了。1946年2月，長期觀察、研究蘇聯的美國駐蘇聯代辦喬治·凯南發回一封長電報，美國精英階層才確認將蘇聯當作是美國的最大敵人。今天的美國是否也是如此呢？特朗普上台是否意味著美國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政權變更？以往我們看到的政權和體制變更，通常都是美國人搞其他國家，這次好像是白人主導的美國被國內普通中下層搞了一把，換了個總統來統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