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特朗普政權有可能是一種革命性的政權，原因可能在於支撐特朗普上台的力量是中下層。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持續支持，特朗普難以坐上總統寶座，也很難贏得2018年11月的中期選舉。特朗普之所以能聽到美國白人中下層的意見，是因為新媒體等技術性原因，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美國中下層不用花費鉅資、刊登廣告，就能把自己的意見直接推送到總統候選人那兒，這顯然是一種革命性的變化。以往的總統選舉都是億萬富翁的選舉，中下層的意見很難被總統候選人聽到和重視。如今，美國中下層在溝通、獲取資訊時更加重視推特，而不是希拉里等白人精英重視的《華爾街日報》、《紐約時報》等主流讀物，甚至也不是小清新喜歡的臉書。2016年8月，筆者在華盛頓調研時，酒店裡贈閱的《華爾街日報》，基本上認為希拉里妥妥地會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而特朗普是“推特治國”，幾乎不看這些主流媒體的資訊，如果從加強與中下層的聯繫來看，這也是一種統治的藝術。
美國中下層與白人精英利益不一致並不是一個新現象，只是這一次中下層終於忍無可忍，起來反抗了。二戰以來盛行多年的“內嵌的自由主義”，曾讓美國中下層生活過得優越，中產階層不斷發展壯大，有關中產階級的理論就發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社會，也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穩定器。不過，20世紀70年代後期以來，創造美國世紀的那一批人老了，上台執政的新人沒有那麼多的懷舊情感，面對蘇聯的競爭壓力，創造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自由主義模式，美國跨國公司加速向外轉移，截至2016年，美國流向海外的直接投資存量接近6.5萬億美元，占全球四分之一。從80年代起，一大批從哈佛等名校畢業的精英學生，紛紛以進入華爾街為職業志向。結果，高學歷、高智商的一批人因從事金融服務業，其收入水準遠遠超過了在製造業討生活的中下層。隨著社會階層的固化，最近十年，甚至一般中產階層家庭出身的孩子，即便從名校畢業，也很難再現父輩的好生活。對於這些人來說，美國夢已經難得實現。
特朗普勢力的崛起，一定程度上源於美國夢的破產，代表著新美國力量的上升。特朗普所說的“美國優先”，包含著對“美國”的新認識，即他所認同的美國，不是白人精英所認識的那個整體性的美國，而是中下層認知中的美國。“美國優先”最重要的含義，首先是美國內部的調整，其次是美國與世界的關係的調整，這是兩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但可惜的是，多數人討論“美國優先”將重心放在國際部分。討論的問題主要是A1和A2哪個方案更好，而難以分析對外關係領域的A類選項與國內領域的B類選項之間的聯繫。之所以形成這種思維定勢，與我們所接受的有關美國對外關係政策的諸多理論有關，這些理論的創造者多數屬於美國20世紀的第二代人物，是喬治·凯南、漢斯·摩根索等人的學生輩。例如，5年前去世的結構現實主義大師肯尼士·沃爾茲出生於1924年，去年5月去世的布熱津斯基出生於1928年、自由國際制度主義大師羅伯特·基歐漢出生於1941年，這些人的理論形成於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初，中國改革開放後引入美國國際關係學知識體系時，正好是這批人在美國學界佔據主導地位的時期。美國第二代人物的一個顯著特徵是，他們的對外政策認識是建立在第一代人物已經確立的基本框架，即美國霸權地位和國內支持的良性互動之上。但是，第一代人物所確立的框架並不會持久不變。一個顯著的事實是，民眾的基本價值觀將隨著收入水準的持續提升而改變，從尊重權威和秩序轉變為爭奪話語權和重視社會活力，西方的這個轉變過程從20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目前，美國政治領導人物已經更新至70後，如共和黨候選人瑪律科·盧比奧、特德·克魯茲等人都出生於1971年，這些人都有拉美裔背景，與傳統的白人精英政治顯著不同。但是，美國政治人物（也包括其他行業人物）的這種代際差異，還沒有引起佔據中國學術舞台中心位置的一批學者的足夠重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