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7日電／十八大以來，建設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被置於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然而，對於何為“新型”、何為“中國特色”，卻存在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有一種亟待發展的新型智庫，就是那些能夠幫助決策者思考和處理涉及複雜利益衝突的決策咨詢機構，這裡稱之為“協商式智庫”。
利益衝突增大決策難度
轉軌期的中國已經形成了多元化的社會利益格局，政策制定過程中，決策者往往困擾於利益相關者（包括有關政府部門）分歧甚至衝突的訴求，難以做出抉擇。考察近來引發廣泛爭議的一些案例，以今年3月下旬引發社會熱議的深圳“禁摩限電”政策為例，管理部門基於保障道路安全、促使車輛符合國家標準等理由對“違規”電動車予以治理，該決策有其正當性；但廣大通勤者使用電動車作為日常交通工具，快遞公司使用電動車作為主要運輸手段，也是不可忽視的現實，其訴求也有相當的合理性。互聯網約租車的管理辦法擬定過程也是如此，出租車公司對互聯網約租車的競爭顧慮顯而易見，管理部門對此類專車的運營安全性、規範性以及是否帶來新的交通擁堵的擔憂也並非空穴來風。然而，另一方面，約租車運營平台、註冊司機以及廣大乘客分別出於市場、收入和便利等因素考慮，希望管制盡可能寬鬆，其理據也有相當的說服力。
這樣的事例比比皆是，延遲退休政策、霧霾治理政策等莫不如此。概言之，在相關政策建議徵求意見或政策的擬定過程中，經常出現強烈的爭議。來自各方的觀點看似皆有道理，卻又不乏矛盾之處。每方都有自己的訴求，都有自己的論據，觀點相互衝突，各方提交的論據又可能被其利益所扭曲。決策者面對千頭萬緒，卻無力對其進行系統地梳理、分析和辨識，決斷時左右為難。常規的政策咨詢報告或智庫分析在此刻也難以派上用場。
上述場景的反覆出現，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點是政策環境的轉變。利益分化和公共參與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時代主題。一方面，社會利益的分化日益明顯，人們越來越敢於表達、堅持自己的利益訴求，並嘗試採用各種方式去對政策制定施加影響；另一方面，不同主體間協作的重要性凸顯，政策制定過程很難再封閉起來，擴大公共參與成為大勢所趨，決策者需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傾聽並尊重各方意見。此時，決策者要有能力回應社會不同的甚至是有分歧的訴求，需要通過有效的決策機制合理公正地分配社會資源，讓各方“可接受”並促成“共識”成為政策制定的迫切需求。
傳統智庫難以解決有關政策制定問題
傳統智庫以經濟學和系統分析為主要學科基礎，強調定量分析和科學方法的運用，將政策分析視為專業活動，重點是通過科學性和技術理性來提高政策的效率。在處理價值和利益問題時，傳統的智庫大致有兩種思路。一是價值中立模式。按照這種模式，智庫的功能定位在於提供信息和專業知識，著力於科學分析和專業判斷，開展需求分析、預測、方案設計、方案評估與比較等工作，將價值判斷和政治權衡留給決策者。這種模式的主要缺陷在於，政策制定者儘管在專業知識和分析方面得到了支持，但在公眾和利益相關層面，並沒有得到足夠有效的咨詢，因而不得不獨自面對複雜的公共參與。智庫的角色定位是價值中立、科學分析，以數據、風險計算等“技術問題”作為主要的聚焦點，並不關注公眾偏好等“價值問題”。而公眾參與是表達偏好的，公共參與過程中產生的利益訴求是複雜的、分散的、衝突的，而且公共政策因為牽涉人數眾多，意見反饋數量常常驚人，且不少觀點中蘊含有非常值得挖掘的論據和建議，但由於智庫的工作重點不在於此，面對複雜、衝突的公眾意見時，政策制定者常常無所適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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