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個體的暴力反抗相比，群體性的暴力反抗心態對整個政治系統造成的衝擊則更大。我之前的研究中曾經提到了一個概念叫“社會洩憤事件”，指的就是這樣一種類似的政治心態下近年來的群體性事件呈現出一個新的特點，即無直接利益相關者的廣泛參加。參與暴力活動的絕大多數人與事件並沒有直接的關係，並不是因為自身的利益受損才引發暴力反抗行為的，他們對於事件的來龍去脈也並不了解，而是簡單地認定就是強勢者一方進行了欺壓弱者的行為。
石首事件中，不相識的民眾因為和他們沒有直接關係的廚師死亡事件，憤怒地走上街頭，用磚石襲擊武警。甕安事件中，許多與死者並無關係的村民走上街頭，圍攻政府，要求“徹查真相”。
這些事件背後，都有民眾無名的怒火，這不是一種“具體”的氣、憤、怨、怒，不是特定之人對特定之事的怒氣衝天，更不同於釘子戶因自身權益受損、楊佳自認人格尊嚴受到侵犯時的憤怒。而是不特定之人對特定之事的集體性的義憤填膺；或者是特定之人對不特定之事產生的憤怒。
當然，這二者也存在重合之處，簡而言之就是不特定之人因不特定之事引發的普遍和長期的憤怒，因為存在這樣一個共同、本質的特征，我將其稱之為“抽象憤怒”，以與一人一事的憤怒相區別。
這種抽象憤怒與社會洩憤事件，可以說是當前中國普通民眾中極端化政治心態的典型表現。這種極端化的政治心態日益將整個社會割裂為強者與弱者對立的兩極，並心理預設強者一定是恃強凌弱為富不仁的，而弱者一定是飽受摧殘求告無門的。
在一個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界限不清、公權力缺乏有效監督和制約的社會，在一個民眾無法有效組織共同表達、共同爭取利益的社會，弱者不僅僅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經濟上的貧困者，也不僅僅是社會的邊緣化群體，而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面對失範的公權力，每一個個體都是弱者，面對社會規則不確定的後果，心中都充滿了恐懼。為了克服這種恐懼，讓自己的未來更具確定性，有些人會更加追求權力和財富，力爭成為制定規則、利用規則的強者，而做不到這一點的人則會用其它方法來排解自己的焦慮，無法克服恐懼的絕望者則會成為潛在的社會破壞者。而對待恐懼的這兩種方式，又會造成強者掠奪弱者、弱者用暴力反抗強者，兩者形成惡性循環。
這樣的極端政治心態發展下去，將會把我們整個民族拖入災難的深淵。因此，我們必須有意識地培育中間理性的政治心態，整個社會的發展和基層治理才能走上理性安定的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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