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因為，我國民眾的政治冷漠和對基層民主選舉的不感興趣，並非是對政治體系沒有參與的要求。相反，他們迫切需要政治體系能夠有效地回應他們的訴求，信訪系統的擁堵正是一個有力的證明。
因此，這種低度的政治參與和政治冷漠主要是由於我們缺乏制度化的有效的參與渠道造成的，甚至長期以來我們的政治系統是打壓公民自主的政治參與行為的。地方人大和村委會的權力虛化和長期以來的動員型選舉，一方面壓制了民眾的自主選擇權，導致基層民主選舉成為走程序的形式主義。
另一方面，導致基層民主選舉與基層治理中的決策權監督權脫離，民眾無法通過選舉自己的代表向政治體系輸入其政治訴求，也無法通過代表限制已經產生的政治領導人的權力。民眾普遍感覺無論誰當人大代表還是村委會成員，都對自己所在地區的實際政治生活起不到多大作用，對自己的權益幾乎沒有什麼影響，他們自然對此類政治參與毫無興趣。
因此，我國民眾當前的政治冷漠其實是一種壓制之下的無奈，並非沒有政治參與訴求，而是缺乏真實有效的參與渠道；同時，個體自主性的政治參與又面臨政治系統的打壓和對政治性風險的擔憂，噤若寒蟬。這種壓抑的政治參與訴求和沉默反抗的情緒是非常危險的，它們並不會隨著時間自然消逝，反而會逐漸累積，等累積到了一定程度或者有一個誘發點，就能將日積月累的政治壓抑集中宣洩出來，引發暴力反抗。
二、藏怒宿怨的清算：暴力反抗
我國公民極端化政治心態的第二種典型就是對現有政治權威的暴力反抗，這種暴力反抗形式既有個體性的，也有群體性的。
個體性的暴力反抗諸如對自我進行暴力傷害，暴力攻擊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諸如唐福珍自焚，殺警察的楊佳，以及屢見報端的小販殺傷城管，最近廣西發生的爆炸案等，都屬於這類政治心態的典型表現。個體性的暴力反抗具體原因是多種多樣的，一般都是個體在其權益遭受侵害或者其主觀認為自己權益遭受了侵害而無法得到制度性的救濟，即“受了委屈，求告無門”的情況下引發的。
雖然具體原因各有不同，但是其背後深層次的心理背景都是不信任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將國家機關在心理中預設為一個傾向於恃強凌弱的主體，甚至在內心深處潛藏著對整個社會的仇恨情緒，認為自己一直是社會中的弱者。在這樣情緒化的認識之下，往往將許多國家機關的行為進行過度解讀，一旦有具體的事件將其引入與國家機關的矛盾之中，就非常容易引發極端行為。
表面上看，個體暴力反抗的極端行為是因為一次具體的矛盾衝突引發的，但是實際上，導致這種極端行為的心態是日積月累造成的，是多年來壓抑的怨憤得不到有效的紓解而逐漸產生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也是制度化政治參與遭到壓制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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