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型智庫強調思想供求雙方的聯通與對接，而不拘泥於智庫本身的組織形態。通過平台機制吸引外部專家，通過跟蹤、訪談、采編和摘錄專家觀點，形成平台型智庫的研究成果。近年來，隨著智庫研究中垂直化分工體系的出現，平台型智庫迅速發展起來，如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中國經濟五十人論壇、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等。
媒體型智庫善於捕捉輿情信息並運用媒體手段加以宣傳推廣，能夠憑借其靈敏的問題發現能力和政策評論能力，在短時期內擴大社會影響力和國際影響力。典型代表如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第一財經研究院等。
3.直面智庫建設中的深層次矛盾
智庫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要構建資政育人、科學化、民主化與法治化的決策咨詢體系，必須直面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中的深層次矛盾，加強制度建設，破除中國特色新型智庫發展面臨的難題。
智庫介入公共決策缺乏制度保障。中國智庫全面參與公共政策形成過程的體制機制尚未健全，“智政”結合急需制度保障和程序規範。如今，我國的“政”“智”溝通中，迎合政府的智庫多，提出諍言的智庫少，智庫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旋轉門”沒有真正旋轉起來。
智庫建設一哄而起缺乏引導。全國範圍內智庫建設的熱潮已經掀起，但各類智庫魚龍混雜。一些機構打著智庫的旗號，混入智庫隊伍，為了商業利益而變身為某些組織機構甚至個人的代言人；或將公共政策問題和智庫觀點過度包裝、擾亂視聽，破壞了智庫群體的社會形象。
智庫之間封閉發展缺乏開放機制。在我國，黨政部門、社科院、黨校行政學院、高校、軍隊、科研院所和企業、社會智庫等不同屬性的智庫之間很少互相開放、交流，導致智庫成果的低水平和重複建設，造成社會資源浪費。
智庫管理制度建設缺乏有效措施。從智庫發展的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來看，中國智庫管理中以下幾類問題最為突出：
現行職稱晉升與考核標準不符合智庫發展導向。大部分體制內智庫在考核中過於重視工作人員的論文發表與著作出版，對政策研究的創新成果缺乏充分認可和相應激勵。儘管一些智庫在成果認定上已出現了學術型與智庫型研究的“雙軌制”，但在具體操作層面仍缺乏細節考慮。
“唯批示論”的成果激勵機制強化了智庫管理中“重領導批示、輕政策轉化和成果質量”傾向，或將誤導智庫發展。
項目經費管理制度混亂，報銷規則繁雜。這在一定程度上耗散了智庫人員大量的研究精力，不利於調動與發揮智庫參與決策的積極性。
智庫管理上的行政化傾向不利於智庫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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