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8日電／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重大命題。此後，關於國家治理的理論性成果大量出現，但實證性成果相對較少，對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進行測量的成果則更少。2015年，華東政法大學政研院團隊啟動國家治理指數（National Governance Index，NGI）的研究課題，在此方面進行探索。
在對已有治理成果進行研究的過程中，課題組有一些重要的發現：
第一，西方一些非常有影響力的指數更多依賴主觀數據的測量。譬如，“透明國際”的“清廉指數”所依賴的就是主觀數據。換言之，“清廉指數”實質是對腐敗程度的感知程度進行測量的指數。再如，“自由之家”的自由度指數也是主觀數據的測量。這些主觀數據高度依賴抽樣技術和被調查者的判斷，而相關機構往往不公布抽樣的細節和原始數據。因此，這些主觀數據的科學性就大打折扣，而國內學術界對這些不足缺乏深刻和足夠的認識。國內的一些學者和媒體甚至不加批判地引用這些西方指數的成果。
第二，指數成果就是制度性話語權。西方的知識傳播方式非常巧妙，但背後的實質是話語霸權。西方學者非常擅長用指標體系和指數成果來傳播其觀念和意識形態。譬如，在現代化理論提出不久，布魯斯·拉賽特就提出了現代化指標體系的11個量化標準。再如，在1954年到1965年期間，就有2080項不同的民主指數問世。民主化之所以成為冷戰後影響世界格局的重要意識形態，就與指標化有密切關係。西方的主流政治學家把民主等同於競爭性選舉，並用政黨二次輪替來作為可測量的指標。這種操作化成果在傳播時效率非常高，推動了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觀在發展中國家的擴散。
就此而言，國家治理指數的推出，體現的是一種系統理論，反映了對於構建中國特色學術話語權的探索。比如，對整體性和階段性的強調，包含了印在中國人骨髓中的文化特質。再如，在設計具體指標時，課題組把“設施”作為基礎性指標的第一個構成要素，並用“交通設施”、“通訊設施”、“水利設施”和“民生設施”來具體衡量設施的現代化程度。西方學術界已有的治理指標都沒有將設施作為一個重要評估內容，國家治理指數將“設施”作為重要標準應該屬於創新範圍，這一創新也與中國人長期的樸素唯物主義傳統有密切關聯。
國家治理指數2015年報告主要基於111個國家的2013年數據展開測量。目前，西方主要政治指數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成績缺乏客觀評價。多數指數都把中國排在中等靠下的位置。而在國家治理指數2015年報告中，在111個國家的綜合排名中，中國位列第19位。在2015年報告中排名前20名的國家主要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已完成現代化的傳統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另一種是有著優異的自然禀賦或是治理規模較小的國家，如阿聯酋、丹麥、新加坡等國。中國是排名前20名中唯一的人均GDP在10000美元以內的發展中國家，而其他19個國家人均GDP 均在20000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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