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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中國－東盟安全關係：1970年代至今 |
不過由於自身實力的積弱，特別是軍事實力上與各個大國的不對稱，東盟國家的籌碼並不多。這個現實的制約，使得東盟在對待中國合作安全的主張和美國的軍事結盟的主張上往往顯出雙面性。一方面，東盟積極實踐的雙面和多邊區域安全論壇符合中國提倡的新安全觀，同時也顯示雙方對區域和世界局勢的一定程度的共識。另一方面，東盟國家依然對本身的軍事安全感到不放心，認為軍事上和強國的合作結盟可以加強國防與安全。所以，在整個東南亞呈現出一種多元的安全關係結構，並延續至今。這種結構既有雙邊軍事盟友（美國與菲律賓、美國與泰國），多邊軍事聯盟（五國防守條約）、雙邊安全合作（雙邊軍事外交）、多邊安全合作（東盟區域論壇）等等。
總體而言，中國－東盟仍然保持著友好合作的態勢，在安全關係上屬於磨合期，雙方都希望在安全領域有進一步的合作空間。不過，東盟國家仍然對中國保持一定程度的戒心。
新世紀第一個十年：黃金十年
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十年， 中國－東盟關係在多方面突飛猛進，包括在最敏感的安全事務上。總體而言，可以說是中國－東盟關係的黃金十年。
這個黃金十年緣起於多方面的因素。中國在1997-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中，由於秉持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顯示出一個有擔當、負責任大國的風範，贏得了當時許多深陷經濟危機的東南亞國家的感激，而一向作為亞洲經濟龍頭的日本則相較之下顯得保守。而美國自從在2001年被恐怖組織襲擊之後，發動了長達十多年的反恐戰爭，長期把戰略重點轉移到中東地區。在這各種因素的合力作用之下，中國和東盟開啓了一個長達近十年的黃金合作期。在經濟議題上，中國和東盟啟動了《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和其它各種區域合作倡議。在安全議題上，2002-2003中國與東盟達成了一系列的共識，為這個區域的和平穩定帶來了重要的良好影響。首先，中國與東盟達成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長期以來困擾雙方的南海議題製作了一個雙方的可以接受的“軟性”約束，接下來的幾年雙方都有一定的共識，排除了區域外勢力參與其中的可能，也讓這個議題可以暫時被擱下，增進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之間的信任。
其次，中國與東盟在2002年簽署了一項有關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宣言。該宣言指出了八個雙方必須合作的領域，包括毒品運輸、人口販賣、海盜活動、非法移民、恐怖主義、軍火走私、洗黑錢和國際經濟犯罪等。接著，中國在2003年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印度同時成為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非東南亞國家。雖然說該條約只是以原則性的條文強調對領土和主權的尊重、互不干涉內政、不以武力解決紛爭、強化合作等等，並沒有對條約國有太大的約束，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畢竟代表著東盟國家根據自身經驗發展出來的一套“維護和平、處理國家間爭端的共同價值”⑧。在象徵意義上，中國的加入增強了東南亞國家對它的好感。同時，中國與東盟也宣佈建立“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並在2004年制定了《中國東盟戰略夥伴行動計劃書》。在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宣言和行動計劃書裡，中國－東盟雙方同意就中國加入《東南亞無核武區條約》加強磋商。同時雙方同意在《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基礎上就細節、指針等方面進一步討論。在軍事交流上，除了提出加強軍方人員互訪外，也提出了雙邊甚至多邊的聯合軍事演習的探討。在非傳統安全合作領域，繼2002年的聯合宣言後，雙方簽署了一項有關非傳統安全合作的備忘錄。該備忘錄裡寫上了有關信息共享、人員交流與培訓、執法單位合作、共同研究、行政與司法程序上的協調等等合作事項。同時在2004年，雙方共同成立了“東盟-中國名人小組”報告出爐，該報告肯定了中國－東盟近幾年來的多項合作。在安全合作領域，該報告提出一個結合短期、中期和長期的規劃。短期內，中國－東盟雙方持續進行多邊和雙邊的高峰安全對話，同時在敏感度低的非傳統安全領域進行多方面合作。中長期而言，中國與部分東南亞國家仍然必須就領土紛爭問題提出管控解決的方案，包括制定更有硬性約束效能的《南海行為準則》。
2006年是“中國－東盟友好合作年”，雙方發表了有關加強戰略夥伴關係的宣言。2010年出爐了新的《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行動計劃書2011-2015》，裡頭加入了有關人權課題的內容，包括雙方應該就人權問題展開對話和進行交流等。2011年雙方簽署《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指導方針》。2013年在中國－東盟“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十週年之際，習近平倡議和東盟簽訂“中國－東盟睦鄰、友好與合作條約”，旨在鞏固加強雙方關係。但在這個時候，中國－東盟關係其實已經發生變化，習近平的有關倡議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雖然中國和東盟國家在經貿合作領域方面已經達到了歷史上最高的水平，但在政治與安全議題上，雙方呈現出了日益嚴重的分歧。
2009年至今：中國—東盟安全關係的“困難期”
著名史家王賡武曾經寫道：“當外部勢力單方面決定中國以外的各個南海主權訴求國的訴求更有正當性，並且為了它們而對中國進行干涉，那將會使得整個局勢的風險大大提高。任何看起來像是針對中國進行戰略上的聯合對付的行為，都會使得整個區域不穩定。”⑨很可惜，從2009年起，南海地區的局勢有逐漸走向這一局面的傾向，雖然目前仍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管控。但無可否認，從2009年起，中國與東盟部分國家由於南海的問題已經鬧得相當緊張，並且持續至今，其中構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也有多重。
從中國本身的因素而言，自從2008年爆發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後，中國由於政府的大力干預避免了經濟上的衰退，成為當時唯一一個避免經濟衰敗的經濟大國。而美、日、歐等傳統經濟大國紛紛受到不同程度的創傷。中國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08年成功主辦奧運之後，無可否認的，中國更加自信的面對世界。但同時，受到這種自信的影響，中國的外交政策開始告別鄧小平有關“韜光養晦”的方針，開始更加“有所作為”。從積極方面來講，中國願意承擔更多和其地位相符的責任，成為一個“負責任大國”，這是值得肯定的。但另一方面，“大國”心態下，中國的外交逐漸多了強勢，少了容讓，很多時候，就算外交官員或國家領導人在領土糾紛議題上傾向採取較為溫和的態勢，也擔心受到國內日益強大的民族主義批評。“大國”心態在許多過去對中國有所期望的東南亞鄰國而言，顯得傲慢和讓人不放心。
第二個來自中國本身的因素是其政策系統日益複雜和多元化。美國學者蘭普頓稱中國政策過程的多元化和去中心化（意即參與政策決策和執行的行為者大大增加，無論是政府內還是政府外）⑩，使得國家政策常常出現不協調的現象。在南海政策上，往往外交部、農業部（管轄漁業漁政）、國家海洋局（海警部隊的另外一個招牌）、解放軍、沿海省份等等單位各有動作和考量，使得北京常常處於忙於應付和協調各個政府單位“外交政策”。習近平主導成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正是以協調內部安全和外交政策為主要目的。第三，中國自從習近平上任以來，日益重視其海洋權益，認為中國從陸權轉向海權是個不可扭轉之勢。同時，習近平的國內強勢反腐和推動進一步改革，觸及了許多既得利益。為了鞏固自身地位，習近平打造了一個強人的形象，而為了維持這個形象，中國政府在和鄰國的領土紛爭議題上必須顯得強勢。
中國－東盟關係發生變化後，部分東盟國家希望有其它國家來制衡中國的強勢外交，從而給了區域外大國絕佳的機會。美國自從奧巴馬當上總統後，極力推動“再平衡”戰略，重新部署美國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經濟上它強力推銷將中國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在軍事上則加強和同盟國（日本、菲律賓、新加坡）及非同盟國（越南、印度、馬來西亞）等的軍事合作，以及在太平洋部署其百分之六十的海軍力量。同時，日本長期經濟不振和被中國超越，激起了民眾不安的意識，使得政治上“右翼化”趨勢更加加強。日本右派的安倍政府傾向加強美日軍事同盟來抗衡中國。同時，同樣擁有“大國崛起”心態的印度也發展著它的“向東”政策，表示出了它對南海也有“利益”，必須參與一份。
另外一方面，東盟國家之間的內部凝聚力也日益受到挑戰。部分東盟國家和中國的利益關係遠大於它們和其它東盟國家的共同利益，使得這些國家更加傾向於和中國站在同一立場，從而給東盟的凝聚力帶來極為消極的影響。總體而言，東盟國家就中國的立場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依附中國的印度支那國家，如柬埔寨和寮國。它們基本上對中國採取bandwagoning（搭車）的政策，願意配合中國並希望在這個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中得到最大的好處。第二類是對中國疑慮較深，希望區域外強權（美日）能夠扮演更大的角色以制衡中國，比如越南、菲律賓等。第三類是前兩者之間的中間。一方面它們願意尊重和接受中國日益強大的地位，也希望從中可以得到許多好處，另一方面卻也不願意別的大國被完全排除在區域之外（如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印尼等）。
可以說，二十一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一開始，中國－東盟關係已經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不過，南海議題對中國－東盟安全合作也並非完全是負面的。從某一個角度來說，這個議題反而顯示出雙方之間不斷溝通的重要性。比如說，中國和馬來西亞的軍事外交活動並沒有因為雙方在南海議題上的爭執而停下來，甚至可以說過去幾年中馬軍事交流更有強化的現象，特別是2015年9月剛剛舉行了一個中馬就非傳統安全領域方面的聯合軍演。不過，在和中國軍方加強聯繫的同時，馬國軍方也和美軍進行高規格的聯合軍演。無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東盟關係不如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緊密。中國和東海南海鄰國的不斷紛爭，給中國外交帶來極大的壓力。“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提出，從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對這種局面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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