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結束敵對類措施。兩岸歷史上曾發生過戰爭，而且這個戰爭至今還沒有在法律上正式結束。這是兩岸軍事敵對與冷戰時期華約、北約兩大軍事集團在歐洲形成的軍事敵對的根本區別。兩大軍事集團冷戰期間在歐洲大陸從未發生過戰爭，因此，他們之間只有化解敵意的問題，而無停止敵對行動、結束戰爭狀態的需要。換句話說，他們只需要恢復正常國家之間的關係就可以了。而兩岸則不同，不是一些人說的“關係正常化”，而是首先要解決類似劃分軍事分界線，建立非軍事區或者軍事緩衝區，制定前沿部隊脫離接觸、防止誤判等等，這些本應由停火協議所解決的問題。我們把上述具體規則統稱為避免衝突類措施。
其三，降低敵意類措施。像導彈問題、台灣武器採購問題，任何一個內戰國家的敵對程度，在深度和廣度上都沒有達到兩岸軍事敵對的水準，主要原因是兩岸政治分裂時間太長，以及軍事高技術的發展、國際勢力干預等。可以合理地推斷，即使兩岸確定了軍事分界線、非軍事區，兩岸間軍事上敵意仍不可能完全消除。對於台灣來講，如何防範來自大陸的軍事“吞併”（儘管現實中不會發生，但卻沒有理由禁止台灣當局作這種推測與防範）還是會成為一個問題，台灣仍會以大陸為假想敵加強武備，並繼續保持與外國發的軍事安全關係，採購武器裝備。大陸也是一樣，為防止“台獨”勢力捲土重來，大陸也有理由繼續保持足夠的軍事威懾。如何把兩岸之間的這種相互猜疑和防範行為限制在合理的範圍之內，是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應解決的問題。我們把這類措施稱為降低敵意類措施。
第四，通用透明類措施。比如，定期布國防報告書、演習事先通報等。問題在於，這類措施的效力不僅作用於兩岸，並且不需事先協商，單方面就可以公佈，所以嚴格講它不應是兩岸軍事互信的內容，至少不能把這類措施作為評判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否建立的評價指標。但是，考慮到此類措施對增進兩岸互信確有作用，也是兩岸判斷對方軍事政策的重要依據，我們也列進來，並把這類措施稱為通用性透明類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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