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樣，意味著台灣被大陸“吞併”。這是他極不願意看到的結果。也就是說，馬英九及其主導下的國民黨，早已喪失了“逐鹿中原”、謀求國家統一的自信與願景。因此，如何維持兩岸“不統”現狀、維護“中華民國”的小朝廷不被大陸“吞併”，遂成為其制定和推動兩岸政策的最高準則和出發點。至於這些政策是否符合兩岸同胞和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並不在馬英九的考慮範圍之內。島內外輿論不斷有質疑馬英九“獨台”的聲音，並非毫無根據。
其二是強烈的“反共情結”。
馬英九的“反共情結”不僅源自於“亡國之恨”，更源自於他從小所接受的西方意識形態教育與薰陶。作為在冷戰時期成長起來的國民黨遷台第二代，馬英九的生活經歷和教育背景，決定了他的思想深處不可避免的浸透了強烈的“仇共”、“恐共”和“反共”意識，以及對西方政治制度的嚮往與崇拜。他支持大陸的“民主人士”，支持“法輪功”，允許達賴訪台，強調兩岸是“制度之爭”，以西方的口吻不斷向大陸推銷“自由”、“民主”、“人權”等等，正是這種“反共情結”的具體表現。從這種“反共情結”出發，馬英九可以接受兩岸和平發展，對大陸採取適度的務實開放政策，推動兩岸的經濟、文化和社會交流，其目的一是從大陸的經濟發展中撈取經濟利益，以壯大台灣的“拒統”實力，維護“中華民國”不被大陸“吞併”；二是配合美國“和平演變”中國大陸的政策，企圖通過這種交流，影響大陸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向西方所希望的方向轉變，並非真心要推動兩岸統一也。他不相信、也不願意兩岸採取“一國兩制”的模式實現和平統一。因此，一旦兩岸關係發展超出了經濟、文化和社會層面，擴展到政治性議題，他就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其三是強烈的“親美情結”。
作為與“三不”兩岸政策相配套的馬英九的對外政策主軸，是所謂“親美、友日、和中（陸）”。一方面，馬英九的成長經歷和教育背景，決定了他必然“親美”；另一方面，既要“拒統”，維護“中華民國”小朝廷，就更得“親美”，抱緊美國的大腿，在台灣，藍、綠都一樣。於是，馬英九唯美國馬首是瞻，美國讓幹什麼就幹什麼，不讓幹的事他絕對不敢幹，以當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的“模範生”為榮。
台灣當局的兩岸政策必須聽命於美國，服務於美國的全球戰略利益，而“不統、不獨、不武”，最符合美國重返亞洲對台戰略地位的需求。因為兩岸“不統”，持續對立，美國才能向大陸打“台灣牌”，並向台灣高價兜售武器裝備，既可從中漁利，又可牽制中國；而“不獨”、不衝撞大陸的紅線，才能實現“不武”，才不會把美國拉下水，給美國添麻煩。因此，兩岸事務性、經濟性的協商談判可以、簽訂ECFA可以，而政治對話與協商談判、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簽訂和平協議，作為競選政見騙騙選民、糊弄糊弄大陸可以，但玩真的則萬萬不可以！同樣，美國樂見馬政府與日本商簽漁業協定，以密切台、日關係，充當美國戰略棋盤上的棋子，而絕對不允許台灣與大陸聯手保釣，干擾其重返亞洲的戰略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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