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汪辜會談”充分體現了兩岸中國人處理兩岸分歧的高超政治智慧，是“求同存異”解決兩岸問題的光輝典範，理應成為兩岸共同的智慧源泉。
客觀而言，在二十年前的歷史背景下，在當時兩岸如此緊張對立的政治關係形勢下，面對兩岸剛剛開放不久的新形勢，如何正確、妥善處理兩岸交流交往中產生的一系列重大問題是具有相當高的難度的。兩岸雙方不僅需要具備面對困難、處理分歧的政治勇氣，而且需要找到兩岸在政治關係如此對立情況下的共同政治基礎，即雙方的政治共識。那麼如何找到解決分歧的切入點，如何找到令雙方都可接受的共同點，如何最大程度化解敵意和矛盾，增加誠意和善意，對兩岸雙方來講都是重大的挑戰和考驗。
從歷史來看，1990年11月台灣成立海基會，1991年12月，大陸成立海協會。台灣方面希望“從速建立兩會制度化的協商管道”，1992年8月，汪道涵主動邀請辜振甫會晤，辜振甫則建議安排在新加坡磋商。1992年10月，兩岸兩會達成了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共識（即“九二共識”），為“汪辜會談”的實現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營造了有利的政治氛圍。
兩岸在兩會達成的“九二共識”基礎上，以“求同存異”作為兩岸在政治對立尚未結束情況下的互動模式。而這一模式不但直接促成二十年前的首次“汪辜會談”，而且直至今天仍然是兩岸進行交流合作的正確模式，充分體現兩岸中國人共同面對政治難題，著眼兩岸人民的切身福祉，著眼兩岸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和根本利益作出的具有高度政治智慧的歷史性選擇。此外，“汪辜會談”的性質、會談地點、與會人員的安排，以及會談議題的選擇、確定，以及最終協議的簽署，都充分反映了“求同存異”的原則和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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