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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三方學者共聚一堂自由交流，意義重大。 |
中評社╱題：台灣文化認同與國家認同的差異 作者：王崑義（台灣），台灣戰略學會理事長
2012年12月10、11日兩天，由“兩岸統合學會”等單位所共同主辦的“台北會談-強化認同互信，深化和平發展”研討會，是最近以來少見的一場紅、藍、綠高層可以在台北同台對話的論壇。
這場論壇出現幾個特殊性：
一、是民進黨主席蘇貞昌正透過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的操作，有意緊縮民共交流與對話機制之時，民進黨內部分當權派與陳水扁執政時期的舊官僚，卻不理會蘇貞昌的緊縮政策，大大方方的接受台灣“統派”學會的邀請，出席這場有大陸官員參與的研討會，雖然雙方有時會出現雞同鴨講的情形，但存在就是一種意義，這對民共對話產生了一種良性的發展。
二、是大陸官方派出國台辦副主任孫亞夫出席這場論壇，並且幾乎把大陸研究台灣的研究所所長、副所長都邀請來台參與這場論壇，在這場原本就充滿“政治意義”的場合，並非單純的學術對話，雖然對話的過程有些各說各話，但大陸官方勇於突破跟“主張台獨”與“不接受九二共識”的綠營官僚與學者對話，顯見大陸對台政策在中共召開18大之後，有更靈活的對台策略。
三、是國民黨當權派的官員與學者很少出席這場研討會，只有台灣“統派”的學者大量參與，讓這場論壇更出現民共對話的意涵，這種情形可以看出大陸官方對台政策，以及民進黨的對中國政策更充滿自信，反而是馬英九的兩岸政策頗有停滯的狀況，未來民共對話的機會可能因為馬政府的卻步，反而讓民共的政治對話更有持續發展的契機。
從這三點來看，過去台灣政治常因“中國因素”讓統獨無法跨越思考的鴻溝，但這次論壇卻因大陸積極的響應，讓統獨不再是完全站在意識型態光譜的兩端，不管是在研討會上或是餐會上，大陸與台灣統獨的三方學者都能不避諱的自由交流，這是過去所沒有出現過的情形，顯然兩岸三方為政治談判已經立下了良性的基礎，未來馬英九想在兩岸步入政治談判的阻力將更為微弱，兩岸尋求“和平發展”的情況也更能實現。
兩次斷裂所造成的認同問題
雖然眼前的情景看似光明的，但也並非一蹴可成，就以這次論壇的子題之一“強化認同互信”，這個“認同”的意涵，民共之間就出現一些認知上的極大差異。
當然，要講求“認同”的意涵，必然有“斷裂”的情況產生。以20世紀以來，國際社會的兩次“斷裂”，主要是在二次大戰之後，一些新興國家脫離殖民母國所產生的“斷裂”，才會有需要尋求新的認同過程。而在1990年初，由於蘇聯與東歐集團瓦解以後，一些脫離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以及東歐脫離蘇聯控制的國家，他們為了建立新而獨立的國家，必然有需要重建人民對“國家認同”的迫切性。這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斷裂”與“認同重建”的要素，就二次大戰之後的“認同”而言，這是“文化認同”的重建，避免人民還沈溺在對過去殖民母國的“後殖民主義”氛圍，所以“文化認同”的重建是扭轉人民對新國家的忠誠性，在當時重建“文化認同”就顯得更為重要。
但是1990年初脫離蘇聯的新興國家，他們對“國家認同”的迫切性，顯然要比“文化認同”更為重要。因為蘇聯的控制並沒有完全摧毀他們過去自己國家的文化認同，只是在蘇聯的控制之下，他們的國家失去了原有的主權，在脫離蘇聯的控制之後，他們需要的是快速的進行人民對國家認同與重建的過程。
在這種認知之下，台灣社會的“認同”也跟隨著國際社會的步伐在前進。台灣在二次大戰結束以後，國民黨政權移轉到台灣之初，為了能穩定台灣人民對國民黨政權的認同性，他們必須要快速的將台灣人民在日本統治末期所推行的“皇民化”的文化認同，扭轉成對中華文化的認同，這才有利於國民黨在台灣的威權統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民對日本統治的“後殖民化主義”遺風，是國民黨剛把政權轉移到台灣所必須快速去除的因素。
由於國民黨政權急於扭轉台灣人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台灣才會發生228事件，以及後來實行“白色恐怖”的威權統治。另外，國民黨在文化認同的重建上，不但成立“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也在台灣強制的要求人民必須講“國語”，甚至限制電視上閩南語節目播出的時間，這些作為都是為了重建台灣人民對於中華文化認同的必要之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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