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後殖民與認同的關連
上一節我提到台北市酒店的“後殖民”遺風，並不是鼓勵大家都到那裡消費，主要是大家清楚“文化認同”並不容易完全消除。若再以台南市為例，它是最早期從大陸移民過來的城市，第二地區就是彰化的鹿港，第三才是台北市的萬華（也就是台語所說的艋舺），所以早期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但台南市這個最早“唐山過台灣”的城市，它是台灣保留古蹟最多的城市，但是這個城市卻也是“反中”最厲害的城市，這裡的市民不只把投票的意向偏向民進黨，也是陳水扁的故鄉。
但是，台北市的萬華地區雖然也是早期從大陸移民過來的地方，可是這個地區也是支持民進黨的大本營。為何最早從大陸移民過來的市民，反而變成是挺民進黨最厲害的地方呢？我想應該也有三個因素存在：
一、語境。在“一府、二鹿、三艋舺”的地區，普通老百姓溝通的語言都是閩南語，但是這三個地區的閩南語都呈現不大相同的語調，也就是“語境”不同，由於“語境”的不同，這些地區所說的閩南語，已經和福建閩南地區所使用的腔調不大相同，這有點類似美國獨立後，他們所使用的美式英語，已經和英國所使用的純英語不大相同，這也是美國人會認同美國，而不是老祖宗的純英語。
二、選舉。過去台灣的選舉多得難以計算，但是民進黨人在這些地區都是使用台語作政見發表會的主要語言，這些地區的老百姓聽到相同的語言，就容易產生同理心，所以選民就容易把選票投給說相同語言的候選人，這也是民進黨的候選人比較有利的地方。
三、信仰。在民進黨不斷鼓吹“台灣價值”之下，這些大部分說台語的地區，就容易產生相同的信仰，讓他們以為“台灣價值”就是可以“保家衛國”的利器，這三個地區的選民來看，顯然也受到共同信仰所產生的價值，這也是對民進黨有利的地方。
從語境、選舉和信仰這三個領域的思考，顯見大陸移民到台灣越早的區域，當地的民眾對“台灣文化認同”的指標就越高。由於有信仰的價值存在，大陸希望兩岸能簽署“文化協議”，這並不容易改變當地人民的價值，因為這些區域人民的信仰已經深入內心，很難改變他們的價值觀。
所以，不管是對早期中國文化的認同，或是對日本文化的認同，甚至對美國文化的認同，這些認同的指標都已經散佈到民間各處，可以說已經深入民心的後殖民範疇，很難再以改變他們的文化認同來獲得新的價值，這也是後殖民與認同之間很難改變的現實。
民進黨如何改變新價值的認同
至於民進黨又如改變台灣人民對新價值的認同呢？可以說民進黨根本不願意改變台灣人民對台灣新價值的認同，因為這對他們的選舉是有利的。先以馬英九的施政而論。
馬英九在執政4年多以來，他也只能跟隨台灣人民的價值來施政，在國家認同來看，他也很難對李、扁20年執政的國家改造加以改變，所以除了兩岸關係的改變之外，他的施政模式也跟李、扁差不了多少。既然馬英九的施政是“蕭規曹隨”，他當然也無法改變台灣人民對國家認同的價值。
另外，民進黨主席蘇貞昌，他雖然搶了應該給謝長廷“中國事務委員會”的召集人位置，但他所要對民共交流踩煞車的作為，卻讓“台北會談”給破解。那麼多民進黨重量級的學者參與“台北會談”，顯然蔡英文呼籲對大陸要多加互動，以及謝長廷的“憲法各表”，已經影響到民進黨的高層學者，反而是蘇貞昌的冷卻作法已經不得綠營學者的心。
既然如此，如果未來蔡英文和謝長廷能夠合作，將使得蘇貞昌難以擋駕，畢竟，民進黨是一個多重權力分佈的戰場，黨主席如果不能順勢而為，那麼他獲取支持的聲望將會越來越少，這對蘇貞昌想要更上層樓的機會，恐怕會有更多的阻礙。
從這裡可以看出，“台北會談”絕對是一個破解民進黨對大陸政策龜縮的場域，未來主要大陸願意跟綠營學者多加交流與對話，而且是在公開場域所進行的對話，那麼民進黨員與時俱進的可能性，將會更加開闊。
所以，大陸以後不必再瞻前顧後，只要有自信，民共交流的現況將比以往更為進步，以後在大陸的研討會，綠營學者出現的熱絡情形，應該比以往更能見到他們的身影。
最後還是要提醒一句，二次大戰以後台灣對日本文化認同的斷裂，絕非是1990年代國家認同的斷裂。不同的斷裂有不同的作法，如果沒法在這個問題上有清楚的認識，那麼再多的“讓利”，以及“文化協議”的推動，都只會徒勞無功，這是必須認清楚的現實。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3年1月號，總第18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