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現代人的角度，我們接受了民心這說法，問題跟着來了，如何掌握人心呢？民意好辦，隨機抽樣，問卷調查，十分科學、精確地量化。人心嘛，如何科學地操作？人心掌握不了，又如何搞真正有意義的民主？這就是為什麼我說“中國模式”還在建構中的原因。也是有些人否定“中國模式”的理據。
隨機抽樣，問卷調查等所謂“實證研究”，事實上只流行於美國等英語國家。這不是唯一的科學方法。大家試想，最講求實際效果的市場研究，抽樣調查也不是唯一的手段。
從良政善治出發，領導定期與意見領袖會面，聽聽他們的意見建議，對於掌握民心的效果只會比看民意調查結果準確和實在。事實上，這就是政協設計的原意。每年三月份的兩會，是民心集中表現的場合。作為其中20年的參與者，在這十天左右，我完全能感受到十三億同胞們當年的情緒，和他們最關心的問題。
要是主政者能真正明白政協的作用，他們不單於挑選委員時會有完全不同的標準，而且也絕對不會像過去幾年來那樣，於開會前先列出一張議題清單。因為政協的設計關鍵在於意見領袖告訴執政者什麼是要關注的問題，而不是執政者預定議題範圍，要委員們造文章。當年毛澤東把政協定位為“神仙會”，讓委員們上天下地的隨便發言，是有他的道理的。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見，構建“中國模式”的第一要務，就是就我們的一些獨特但成功做法，把其原因和意義弄清楚，並且在這基礎上再改進提升。
回到香港，以我過去7年參加策略發展委員會的經驗，它的成員很精英，很對頭，只是事實上政府只藉此走過場，對策發會意見的尊重程度連政協都不如。但是只要我們弄清楚意見領袖對良政善治的作用，以香港做事的方式，是完全有條件把它搞得更有實際貢獻，讓特區政府更能掌握民情的。而因為文化基因相同，香港成功的經驗，很容易便可以全國推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在香港也要研究“中國模式”的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