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算是研究“中國模式”的學者中間，對“中國模式”這名字也有不同的看法，大多對“模式”兩字有不同程度的保留，認為模式正在發展中，稱之為“經驗”、“道路”等會更加合適。這一困擾，是十分基本的，因為研究“中國模式”第一個碰到的問題，就是沒有合適的語詞可用。研究“中國模式”，就是要開拓性的深索和研究西方人文和社會科學中的盲點，我們要重頭開始開發一套新的語詞。世上不少學者，終其一生，能提出一個新概念，新語詞，已經很了不起。我們現在要求整整一套新概念，新語詞，難處可見。
我也是讀西方社會科學出身的，因而很不自覺地便被西方無所不在的文化霸權所牽引。“中國模式”既然要回歸我國國情，養份也只能主要依靠我國的傳統文化。很不幸，自“五四”以來，我們千方百計的連番摧毀傳統文化，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如今再慢慢讓她康復；要是還要求她輸出養份，有如向窮鬼借錢，不但困難，更所得不多。惟今之計，讀西方社會科學的只有努力惡補我們的文史哲，尤其是多學習血脈從未斷過的海外新儒家。如歷史看錢穆，哲學看牟宗三、唐君毅等，當大有收獲。
儘管如此，“中國模式”的雛形已經打造出來了，最廣泛被接受的，是張維為的《中國震撼》，它已經成為去年內地的暢銷書之一，香港也出了繁體字版。不管你肯定或者否定“中國模式”，這本很易讀的入門書都值得一讀。
“中國模式”的元素中，我用得最多的是有別於“民意”的“民心”。“民心”（或者“人心”），是我國一個十分傳統，深入民間，一說人人都懂的概念。我國的良政善治，講求順天應人，“得民心者得天下”，而不是天天追着飄忽無比的民意走。這一道理，中國人大都很容易接受，但是你試跟外國人說，首先就很難把“民心”“人心”這詞準確翻譯，不信，你翻譯一下試試看；而且解釋老半天他們都不會明白。基因不同，中西文化鴻溝，就明擺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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