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制度層面，2010年4月，中共中央審議並通過《關於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和《關於對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的國家工作人員加強管理的暫行規定》，加強對官員個人事項的監督與監控。由是觀之，廣東省此時出台規定限制“裸官”使用，試圖向“裸官”開刀的可貴嘗試應被肯定，當然，個中細節仍不乏可商榷之處。
從適格主體角度看，“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國（境）外”這一界定，延續了中央有關規定中對“裸官”的有關表述，在詳細界定時，採取情況列舉的方式對“均”字窮盡可能，卻忽略了對“半裸”現象的覆蓋與規制。而“半裸”所可能存在的潛在危險，實際並無二致。而對於“原則上不得擔任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的領導職務”這一媒體報道中的引述，則存在規定欠明確的問題，人們需要知道，“重要敏感崗位”指代具體哪些職位，而且還有出事頻率並不亞於黨政正職的那些實權派副職崗位，亦亟需納入相關規定所能震懾的範圍之內。
文章表示，對權力的監督與管束，可以有側重，卻絕不能存疏漏。正職還是副職，重要敏感與否，都應當成為被一體監督的對象，予以嚴管嚴控。對權力的警惕，不因職位的變化而有輕重緩急的區別對待，而且這種警惕應當制度化且可以被預期。圍繞“裸官”所應當採取的政策應對，也不能局限於“市縣領導班子”中的“黨政正職和重要敏感崗位領導職務”，安頓家室於境外，於忠誠度而言其已然喪失服務國民、執掌公權的資格，於能力角度觀之，則必須立案深究其不菲財力的來路與去向。對“裸官”及其行為的絲毫寬貸，都將有損國家在國民心中的形象，沒有任何退路，容不得哪怕一丁點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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