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衡戰略歷史悠久
這一戰略在美國這樣一個擁有強大技術和海軍力量但對傷亡數字高度敏感的國家根深蒂固。當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富蘭克林－羅斯福一開始試圖讓美國成為英國的軍需官。後來，當美國被迫直接參戰後，他最初希望把美國在歐洲戰場的參與只限於提供空軍和
海軍支持，而俄羅斯人和英國人在陸地上打擊德國。戰後，喬治.凱南遏制蘇聯的最初想法也類似：援助遭受戰爭蹂躪的日本和西歐國家，這樣它們自己就能對抗蘇聯，並巡視周邊海域。
當美國領導人們手頭寬裕，且對美國的軍力充滿自信時，就完全放棄了海外制衡戰略。那種情況發生在1950年，當時杜魯門政府——不顧凱南的警告——參加了朝鮮戰爭，簽署了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第68號文件，大幅增加了美國的軍費開支，為越南戰爭埋下了伏筆。小布什政府——受到美國在海灣戰爭、波黑和科索沃勝利的鼓舞——對9－11事件作出的反應也是如此，它沒有向美國盟友提供反恐合作，也沒有發動空襲，而是出兵攻打了兩個穆斯林國家。
相比之下，當金錢和恐嚇手段耗盡時，海外制衡又卷土重來。在朝鮮戰爭的創傷之後，德懷特.艾森豪威爾試圖利用美國空軍——現在配備了核武器——來威懾蘇聯，這樣美國就不用流血和花錢在地面打擊共產主義。理查德.尼克松從越南撤走了美國地面部隊，從空中發動了猛烈轟炸，同時向伊朗等國的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希望它們能夠遏制蘇聯，而美國卻呆在海面上。
現在，在美國顯然無法承受的地面反恐戰之後，奧巴馬作出了類似的舉動。海外制衡也有缺陷。它要求放棄美國能通過國家建設來重塑其他社會的想法，同時經常要與同美國面臨共同敵人的小國結成夥伴關係——與海灣國家一起對抗伊朗——無論我們的盟友是否是民主國家。
海外制衡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減少代價保持影響力的方法，這可能是未來幾年的外交政策核心挑戰。它也提供了一種區分重要國家利益和非重要國家利益的方法，像防止中國把美國趕出東亞就是重要國家利益，而誰統治阿富汗就是非重要國家利益。鑒於過去10年美國因無法區分這些差別而付出的巨大代價，奧巴馬的新原則並不算來得太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