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叫馬可.波羅的歐洲人的描述中，十三世紀的泉州“宏偉秀麗”，船舶往來如梭，商人雲集，貨物堆積如山。他驚嘆道：“此誠為世界最大良港之一……幾難信有其事。”而後世的歷史學家們確證，當時，一個活躍的貿易網絡連接東北亞、東南亞、印度西海岸乃至波斯灣的各個港口，他們甚至將這個貿易興盛階段命名為“泉州時代”。
1402 年，朱棣攻下南京即位，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調浙江、福建、湖廣等五省府縣優秀造船工匠四百餘戶來南京造船。1405年開始，鄭和率領一支兩百多艘船、兩萬多人的龐大船隊，“雲帆蔽日”，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印度洋上，開始了帝國時代的最後海洋行程。
後世的歷史學家認為，其時的明朝海軍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都無法與明海軍匹敵。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都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威懾力量，而南海當然也在這股力量的控制之下。
海禁
1433年七月，鄭和船隊返國。他的死亡不僅僅意味著“鄭和下西洋”的結束。3年之後，曾任鄭和船隊副使的王景弘，送蘇門答刺等11國使團回國，此後，明朝政府再也沒有派船遠航過。而原因，也不僅僅因為鄭和的去世。
1433年八月，朱瞻基敕令漳州衛指揮同知石宣等，“嚴通番之禁”。敕令的背景是，海商、水手因不能出海而失業，犯禁下海事件屢屢發生。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後，面對“兵革連年，道路榛塞，人煙斷絕”的殘破局面，他希望通過“計口授田”，把農民約束在土地上以發展經濟。另一方面，本身靠平民暴動起家的他，對逸出國家權力的“亂民”格外敏感，自然想快點消滅東南地區倚靠海洋的割據勢力，以及勾結沿海百姓的海上盜寇。所以，他一反唐、宋、元鼓勵開放的傾向宣布海禁。
對“慕華而來”的外國舶商，唐朝地方官員經常噓寒問暖，守法經營的前提下“任其來往通流，自為交易”。如此“矜恤”和“綏遠”，除了體現大唐的容量之外，主因還是政府收益了實實在在的進出口貨稅，“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贍江淮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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