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孫中山理想與百年來中國社會結合演變之鳥瞰
辛亥革命的次年（1912）“中華民國”誕生。象徵了中國從此有一個由人民組成以代替帝制王朝的政體。此次革命的共主孫中山先生被推為臨時大總統。雖然不久就讓位於有軍事實力的袁世凱，但在國人心目中，孫仍是民國的“國父”。在辛亥革命後一百年的今日回顧，我覺得有三點總結，我們不得不認知，才算對中國近代史有確切的掌握。
第一，由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從今日回顧看來，是較為持穩而偏右的一股力量（後來成為國民黨）。另外一股“革命民族主義”力量，則是更較激進的由毛澤東代表的左派勢力（共產黨）。在我們紀念辛亥革命一百週年，我們可以總結的說﹕近一百年來，正是由現代革命民族主義這兩股力量支配了中國國家與人民。到現在仍是如此。在台灣的政權與社會，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後而建立的“中華民國”的延續，代表了當時革命性民族主義的較保守的一股力量。而在今日大陸的政權與社會，是代表同樣革命民族主義的另一股力量。雖然二者在意識形態上以及政體作風上有如涇渭之分，但個人認為二者同是中國現代革命民族主義的產物。孫中山的“驅逐韃虜、復興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號召，可說不僅是當初革命黨（後來之國民黨）的目標。在很大的成份上也是所有其他黨派（包括中國共產黨）的企望。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毛澤東以來的共產黨人均奉孫中山為“革命的先行者”。這裡需要一個腳註，即當初的“驅逐韃虜”，雖然在狹義上是指推翻滿人專政，但在廣義上，也可說矛頭是指向（西方與日本）帝國主義。在這個意義上，由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人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是有先後共鳴之效的。但孫中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右翼，與毛澤東所代表的革命民族主義之左翼，僅在反帝國主義一點上相同。而在對中國社會、傳統文化與固有道德上，有天壤之別。知道這點，才能更深一層體會到今日大陸與台灣間基本問題之癥結何在。
第二，自漢朝以來，由於科舉制度開科取士的關係，政府等於絕對掌握了社會昇遷的管道，所以掌握了知識份子的向心力與忠誠。而知識分子又絕大多數來自地主家庭。所以，朝廷的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士大夫）和地主階級（即傳統農業社會掌控經濟的最重要階級），是絕對站在同一陣線。這也是為甚麼帝王朝代時期持續了兩千多年的道理(儘管有改朝換代，但同樣的帝制世世相承兩千多年)。可是，辛亥革命，卻開了知識分子與政府統治階層對抗的先河。民國以後，由五四運動以至國共內戰時學生的“反飢餓”“反戰爭”對（國民黨）政府示威遊行等等，均是延續了始自辛亥革命以來的知識分子反政府的潮流。
第三，中國數千年的政治史，直到辛亥革命以前，可說相較之下僅有“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譬如儘管蒙古人與滿人在入關之前均是異族，但在他們先後控制了中國版圖而建立了元朝（1260-1368）與清朝（1644-1911）以後，之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道理，就是因為他們入關後全盤接受中華文化。故曰文化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也。元清二朝，雖然間或有少數漢人反抗之雜音，但全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包括漢人的多數）均因此而悄然接受這當初本是外來異族的統治與其合法性；並沒有因為他們是異族而不接受他們的統治。這兩朝之間，以清朝歷屆皇帝更深入地納入並積極發揚中華文化（譬如編撰“康熙字典”，整理四庫全書等）。也因如此，清朝比元朝維持要長159年之多。這正代表了中國人“文化主義”的表現。可是，辛亥革命是在“驅逐韃虜”號召之下執行，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以“民族主義”領先。所以可說辛亥革命改變了這一切。民族主義，從此替代了以前的“文化主義”。
我們知道在世界上，無論在西方、日本，或更近代的反殖民的“民族主義”，均有一共同點。即“民族主義”象徵了確保國家獨立、鞏固主權、維護領土完整、再加建立鞏固的政權為當務之急(the dictate of state building）。但，在“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中國）和“反殖民主義”的民族主義（二戰後掙脫殖民桎楛而獲獨立的新興國家），與歐洲及日本的民族主義在另一方面有很重要的差異。即對前二者而言，它們的當務之急，不在擴張既有之領土或發動侵略戰爭。在歐洲相同的時間（即在脫離了中古世紀教會之支配與帝國陰影而孕出現代獨立“民族國家”的時代），也曾出現“國家至上”的絕對強權政府（state absolutism）。有人研究過，發現英國在民主到來以前的王權時代，它的國王權柄比中國任何朝代皇帝的權力，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明治維新的日本，也同樣出現了絕對強勢的政府。但是，在歐洲與日本，民族主義除了帶來過渡的強權政府以外，還帶來了向外侵略的帝國主義劣績。知道了此點，就知道中國在它的民族主義到臨之後所經過的強勢政權建造的過程，在世界史上並不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的。但中國的民族主義，因為它帶有濃厚的反帝國主義色彩，所以不會導致變為帝國主義侵略他人的詛咒。這和歷史上的歐洲與日本完全不一樣，而和前殖民地的“反殖民式民族主義”有相當共同點。這也是辛亥革命百年後，我們應吸收到的歷史啟示。更是我們應該讓西方(與日本)也同樣正視的不可忽略的歷史教材。他們若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正確判斷中國今日的興起會不會造成對他人的威脅。
結束語
除了以上所說孫中山與毛澤東各自代表的民族主義有共同點（即反帝國主義）以外，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以及他的復興中華的方案（見諸他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遙遙呼應了鄧小平所設計的“改革開放”振興中國的策略。鄧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孫的民生主義，正是異曲同工。前者是以國家領導經濟為主，輔以市場經濟。而孫中山的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用意幾乎同出一轍。孫中山援用禮記大同篇的“大同”思想。與今日北京倡導的“和諧社會”，亦不僅異途同歸而已也。孫中山遺囑中的“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雖然有其時代的背景，但如是換成今日世界上濟弱扶貧政策，也和北京當前對外（譬如在非洲與拉美）的作為雷同。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後，中國能和平崛起復興，坐二望一，又能謹守中山先生“國強不霸”的精神。中山先生在天之靈，應該欣慰。但，中山先生曾明確指示：“統一是中國全體國民的希望。能夠統一，全國國民便享福；不能統一，便要受害”。這似乎正是對今日台灣同胞而言的。希望我們，無論是在海外的華人，或是在國內（包括台灣）的華人，僅記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遺訓，為中國的最後完全統一，做出不懈的貢獻。這才是我們在百年後紀念辛亥革命應有的認識。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1年6月號，總第16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