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有利的人緣環境。美國作為人類歷史上成功地實現權力和平轉移、霸權和平交接的國家，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與當時的霸權國家英國在文化和歷史上的特殊聯繫。用當今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理論來解釋，那就是崛起國與霸權國的國家身份要有同質性，信奉和遵守相同的行為規範，這樣就容易建立信任和協調利益關係。1947年英國對希臘的支持維持不下去了，就自然地把接力棒交給了美國。在美國走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過程中，英美特殊關係發揮了重要作用。
第四是超脫的國際政治環境。美國在很長的時期內不處在國際政治的中心，也不影響國際力量對比，因此不受當時大國縱橫捭闔的政治紛爭的影響，可以專注於自身的發展。美國在20世紀初就有可能介入到列強的角逐中去，但只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才真正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心。如果美國快速崛起，又不斷插手歐洲事務，那麼它的國際政治環境就會複雜化。
第五是有機可乘的軟實力環境。美國開始崛起的時候，其他的大國已經提不出新的國際政治理念，他們信奉和實行的都是老一套的大國均勢、結盟、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等等，兩次世界大戰表明傳統的國際政治走入了死胡同，迫切需要新的理念來指導國際關係。美國提出的一些核心理念，如非殖民化、民族自治、國際合作、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等等，有其歷史的進步性和時代性，到了二戰以後大行其道。二戰之後唯一能夠提出另一套不同理念的是蘇聯，但蘇聯提出的那套理念對以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現代民主制度為立國之本的國家水土不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