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美國的全球戰略調整對中美關係有利有弊。積極的一面是，美國面臨的全球和地區難題，大多數需要同我國協調合作。在軍事上，美國眼下仍深陷於阿富汗和大中東其他地區。在經濟上，美國在G20等多邊機制中不能同中國完全對立。在能源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上，國內牽制使其難以採取激進的措施。消極的一面是，美國利用盟國、多邊機制以及普遍價值手段牽制中國的態勢日益明朗。例如在“天安”號事件以及釣魚島衝突上，美國有效地強化了與韓國及日本的同盟並疏遠他們同中國的關係。以近年來“高調重返亞洲”為標誌，美國利用了中國與周邊國家矛盾與爭端，試圖挑撥中國與鄰國的紛爭，從而以仲裁者的身份加強在本地區的影響力。
但上述新變化並不意味著中美關係的基本格局根本改變，合作與鬥爭共存、以兩手對兩手的局面是中美關係的常態。在新的矛盾衝突出現的同時，中美以合作為主的基本面並沒有發生改變，正如溫家寶總理2010年9月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時指出的：“國際金融危機給中美各自發展帶來了巨大壓力和挑戰，也提供了新的合作機遇。雙方要增進政治互信和戰略互信，堅持互利共贏，在多邊和雙邊領域加強對話合作，妥善處理分歧，做攜手前進的夥伴，而不是競爭對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