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處於三重複雜處境之中。首先，日本在政治上、軍事上和外交上是一直緊跟美國走的。美國不允許日本有任何“離心傾向”和外交上的“民族主義”和“獨立自主”傾向。美日安保條約在冷戰時期主要針對蘇聯，冷戰結束後主要針對目標改變為中國。日本對中國經濟實力發展和中美關係發展一直存在猜忌，需要同美國一起主導亞太事務。美日在地緣政治的戰略上互有需要，但是美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存在矛盾。美國曾經以“廣場協議”打擊“世界老二”的日本，使日本經濟10多年來一直處於停滯衰退狀態。日本一直在爭取成為“正常國家”，想要擺脫美國的霸權控制。第二，日本對華關係一直處於一種矛盾心態之中。一方面，“防範和遏制”中國，不願看到中國實力發展，不願看到中國在國際政治和地緣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日經濟依存關係越來越強，日本對華出口已占日本出口總量的第一位。日本現今的經濟復甦以及今後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同中國的經濟合作。第三，同國際思潮右傾化相對應，近20年來日本左翼力量削弱，右翼保守勢力相當強大。日本政壇變化頻繁，政黨鬥爭，首相寶座之爭，選票是重要因素。日本同美國一樣，一些政黨領導人往往以對華強硬來多撈選票。
中美關係不應從言詞上而應從戰略高度來考察。奧巴馬上台後已對外交政策作出了一些調整。美國每次新總統執政後都是如此。我們要看到，“美國要領導世界”的根本性國際戰略沒有改變。希拉里的“巧外交”觀點來自民主黨智囊約瑟夫.奈的“軟實力”理論。奈明確表示，他提出“軟實力”論點，並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強美國霸權。他批評共和黨和布什政府過度使用“硬實力”使美國形象受損，主張“軟實力”與“硬實力”並舉以更好地實現美國的全球霸權。了解這個背景，對我們認識奧巴馬、希拉里的“新外交”有很大好處。觀察中美關係，還應從研究大國的戰略互動關係出發。冷戰結束之後，大國之間普遍建立戰略夥伴關係。這種戰略夥伴關係既非過去的同盟關係，也非昔日的全面對抗，是大國關係的穩定劑。但戰略夥伴關係沒有固定模式和約束性，關鍵在於使其機制化。中國同幾乎所有大國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美國雖然不太情願使用“戰略關係”這個詞，但中美關係實質是最重要的戰略夥伴關係之一。在多極化的國際生態環境裡，大國戰略互動和相互制衡，有利於和平與發展的世界發展的總趨勢。同時還應看到，妥善處理中美歐戰略互動關係，有助我在處理大國關係時，平衡對美、對歐、對日關係。密切同歐盟的關係有利於發展對美關係；反之亦然。中美日關係也可依此類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