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破除城鄉“二元”體制，加快推進城鎮化。權威人士介紹，“十二五”時期我國城鎮化率將突破50%，人民群眾的生活方式和經濟社會機構隨之會發生一系列深刻變化，“破除城鄉分治的“二元”體制，推動城鎮化快速健康發展，是‘十二五’時期亟待解決的重大體制問題。”其中，有兩個方面需要重點強調。
進城農業人口的城鎮化問題。近年來我國城鎮化率提高很快，但是在現行統計的城鎮人口中，約有1.5億農民工及其家屬。他們雖然常住城鎮，但是工作和生活並不穩定，在公共服務方面還沒有完全享受與城鎮居民相同的待遇。推進城鎮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把符合條件的農業人口逐步轉變為城市人口，這樣可以實質上提高人口城鎮化水平。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後出生的農村人口已經成為農民工的主體，他們融入城市的意願更為迫切。
土地問題。我國城鎮化將持續以每年1個百分點以上的速度快速推進，一部分農村土地要轉變為城市建設用地，將會產生巨大的土地級差地租，“這些財富由誰來分配？按照什麼機制來分配？如何從制度安排上既能保護農民利益，又能促進土地資源節約利用？對這些問題，要在‘十二五’規劃中給出一個明確答案。”
其四，創新多元參與、平等競爭的公共服務體制。當前，公共產品供給不足，公共服務資源配置不合理，與社會事業發展滯後有關，也與社會領域改革滯後有關。權威人士指出，原因在於“政府責任不到位和包攬過多並存，該管的沒有管到位，該放的沒有真正放下去，發揮市場機制、社會組織和民間資本的作用不夠，活力不足。”
“在公共服務中如何劃分政府與市場的界限？政府是公共服務的採購人還是直接提供者？這是深化社會事業領域改革必須明確的原則性問題。”權威人士認為，社會需求是多層次和多樣性的，各項社會事業都應該區分“基本”和“非基本”。政府保障的是“基本”。“非基本”部分能夠由社會和市場提供的，要切實交給社會和市場，政府履行好監管責任。
“即使是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務，也要講究方式和效率。”公益性事業不等同於政府包辦，“公益性主要指政府的投入和保障責任，但不代表必須由政府直接舉辦和提供。要逐步做到凡是適合面向市場購買的基本公共服務，都應採取購買服務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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