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統一王朝的誕生是以“同”為標識的。從墨家的“尚同”到法家講“要在中央”，為“三同”的實現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和權威的基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所突出的“同”，雖然要求規範統一的社會國家秩序，但它又不是僵化不變，而是以經濟文化的普遍交流為前提的。其中尤其是“同文”、“同倫”二“同”，對形成統一的中華國家及其學術文化的作用，是無論怎樣估計也不會過分的。
從哲學上說，“同”通常是與“和”相對立的範疇，但二者的對立並不具有絕對的意義。它們中也存在著相互的交流，原因就在於“變”的調節機制。從“變”出發，“和”便可以適用於“同”與“和”的概念本身。“同文”、“同倫”正是以不同之文、不同之倫的和合為基本的前提的。當然，如此的“同”文化又是附著於常在不變的規範管理秩序上的，一世、二世、以至萬世。雖然秦僅二世而亡，但“漢承秦制”，不常中又有常，中央集權的國家制度繼續了下來。
但是，以法家思想為主導的強大的秦帝國僅二世而亡，帶給中國人的思維教益是十分深刻的。漢初流行的是剛好對應於嚴酷秦法的清靜無為的黃老政治，司馬談總結當時的學術，便有陰陽、儒、墨、名、法、道德六家的劃分，其中道家處於六家的集大成者的地位。所謂“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太史公自序.論六家之要旨》)也。在司馬談、遷父子，雖說是“先黃老而後六經”，但與《莊子.天下篇》相比，畢竟已有了很大的不同。儒家儘管還不及道家，但卻能在從百家概括出的六家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與此相應，漢初以陸賈、賈誼、酈食其等為代表的一大批儒生，一直在對秦亡漢興和漢的長治久安問題進行認真的思考。從漢高祖劉邦得天下開始，陸賈等針對劉邦以為天下乃“馬上”得之、哪里需要儒家說教的觀點，提出了一個十分尖銳的詰難，即“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漢書.陸賈傳》)這一詰難及由此而來的對儒學功能的相關係統論證，對劉邦和隨後的漢統治者帶來的思想震動是非常大的，促使他們對治國之策重新進行思考，最終明白了“馬上得之”不能“馬上治之”，得天下與治天下面臨的是不同的社會矛盾、因而需採用不同的國策這樣一個根本性的道理。從而，治國指導思想實現了又一次影響深遠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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