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實主義解決兩岸爭議：方法不足取但概念重要
現實主義是以“國家中心論”作為國際關係的論述基礎，認為國家追求的是權力、安全和財富，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利益和行為者都是自私的，國家間不能完全確保瞭解對方的真實意圖，國家是理性的行為體，武力是解決衝突與危機的重要手段。
現實主義認為，衝突來自於人類追逐權力的本性，因而是國際關係的基本特性。國家間的合作是有限、脆弱與不可靠。因為在國際無政府的架構下，要維持和平的關鍵是國家的武力，從這個觀點來看，以單極為主的“霸權穩定論”，兩極對立的“恐怖平衡說”，反應多極的“權力均勢觀”，即成為以權力為本質的維持國際安全的方法。
台北以現實主義做為安全觀的迷思
雖然台灣已經單方面的廢除動員勘亂條款，承認中共為一有效的治權，但是由於中共迄今仍未放棄武力解決兩岸問題，使得兩岸仍處於內戰尚未結束的獨特情境。又由於在現實主義的國際社會中，台灣在國際間的權力與地位與大陸處於一種物質權力高度“不對稱”的狀態，這使得在運用現實主義所倡議的政策上，台灣只能選擇做為美國強權的扈從，而缺乏自主與選擇的空間。
在做法上，台北以現實主義的安全觀邏輯在思考問題，為了依靠美國，只能不停地從美國購買武器，希望能夠提升自己的防禦能力。可是台北方面似乎有意忽略了，台灣安全所仰賴的《台灣關係法》並不是建立在華府與台北所簽署的共同防禦條約，而是依靠美國單方面的國內法，因而台北與華府在安全關係上是不對稱的，台灣不是以同盟，而是以做為美國的“扈從”來維護台灣的安全。這於是產生了一個核心的“大哉問”？美國會先考慮美國的利益還是台灣的利益？為了“被保護”要付出的代價是甚麼？這是台灣用現實主義做為台灣安全觀的必然困境，因為現實主義強調的是國家利益，台北只要選擇了這樣的思維，就必須接受隨時被美國“出賣”的可能。
所謂“軍購”、“毒蠍戰略”、“境外決戰”、“有效嚇阻”都曾經納入台北的安全戰略思維，這些主張也都是屬於現實主義的安全觀，看似一種策略，但是決策者卻很少告訴人民效果如何。
例如，到底多少的軍購才夠防禦台灣，多少國防預算才是合理？“毒蠍戰略”或許可以一次傷及對方，但是台灣有無足夠的物質及精神能力進行一場持久性的戰爭？“境外決戰”更是一種政治語言，只是為了告訴人民不會在台灣內部開始戰鬥，但是北京就一定會按照“境外決戰”的邏輯與台灣玩嗎？所謂“有效嚇阻”的說法，也是完全忽略了“嚇阻”的真正意涵。“嚇阻”一詞出自核子時代，表示有能力在受到對方攻擊後，對對方進行毀滅式攻擊的“第二擊”能力。台北既無核子武器，更無對大陸進行毀滅性的“第二擊”能力，所謂“有效嚇阻”其實也是用國家安全來綁架軍購的一種說詞而已。
在冷戰時期，台灣還可以清楚地選擇做為美國東亞戰略的一環，但是在冷戰後，特別是經貿全球化，而且中國大陸已在快速崛起，台灣如果還是持這樣的現實主義安全觀，已經顯得不務實與過時。到目前為止，從國防部所公佈的“國防報告書”來看，台北方面在思考安全時，還是以中國大陸為唯一的假想敵；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又不斷告訴人民，ECFA是多麼重要，並呼籲更多的大陸觀光客與採購團來台。從邏輯上來說，這兩者之間是矛盾的。現實主義在思考安全時，第一個問題就是“敵人”在哪裡？台北不可能一方面將北京視為最大且唯一的“敵人”，然後購置大量軍備對抗；另一方面又將大陸視為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奧援，鼓吹ECFA與兩岸更進一步的經貿交流。
作為一個以外向經濟發展為導向的國家，台灣更需要一個和平與穩定的環境。對台灣而言，中國大陸是整體對外關係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如果台北仍然把北京當成唯一假想敵，即使用盡先有的“軍購”、“軍事力量”、“與美日的（虛擬）同盟”、“毒蠍戰略”、“境外決戰”、“有效嚇阻”等方法，根本不能夠維持安全。以兩岸現有物質權力愈來愈不對稱的現實情況下，台北首要之務就是放棄把北京做為首要或唯一的假想敵思維，如此也就自然不會採取現實主義的方法來追求兩岸和平。
北京以現實主義處理兩岸關係的後果
不只是台北，北京在思考兩岸問題時，也是自然而然地以現實主義思維做為解決兩岸關係必要的選擇。北京認為台灣有可能走向獨立，因此迄今為止仍然不願意放棄武力或武力威脅。在北京眼中，武力是針對台獨，而非一般人民，但是大家都知道，飛彈不會長眼，專打台獨；台北的政治人物，很容易將其詮釋為中國大陸對於全體台灣人民的威脅，因而給予可以操弄北京為威脅者的空間，進而疏離兩岸的認同。台灣的多項民意調查顯示，兩岸認同並沒有因為馬英九的上台或經貿的密切交流而拉近，其原因之一即在此。
北京武力威脅台北，也給了美國可以介入台灣軍購一個很好的藉口，也讓美國可以在台灣幾乎是予取予求。簡單來說，只要兩岸無法擺脫現實主義安全觀的思維，美國即可輕易地從中獲利，一方面塑造北京對於東亞安全的威脅，另一方面合理化其軍售台北的行為，還可以台灣保護者的角色出現。
現實主義在兩岸關係中的另一個展現就是兩岸在國際空間上的較勁。1949年起兩岸除了軍事的對峙外，最重要的衝突戰場就是聯合國席位與邦交國家的爭取。外交上的競逐充滿著現實主義的零和博弈，背後正是主權與國家利益的思維。
不僅在正式外交上，一般的民間外交領域也難避免現實主義的思維，不論是拉扯國旗或是參與名稱，兩岸國際參與的競逐並沒有因為經貿關係的改善而結束。2008年5月馬政府上台以後推動“外交休兵”，但是如果從現實主義的思維來看，“和平”是不確定的，“衝突”才是常態，因而，“休兵”有可能只是暫時現象，一旦兩岸關係出現變化，外交上的競逐必然會重新再現。
如果兩岸持續用現實主義的手段來處理兩岸關係，那麼結果就是雙方不放棄武力的思維，如果兩岸最後要用武力來解決，那是中華民族的不幸，是兩岸的雙輸；如果兩岸一直處於威力威脅與防衛，焦慮與恐懼將會促使兩岸人民的認同歧異愈來愈大，有可能將兩岸關係變質為“異己關係”。
總而言之，在思考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時，我們應該盡量排除用現實主義的安全觀來處理兩岸關係。對於台北來說，放棄台獨的選項，堅持自己是個“不分裂整個中國”的“非獨政府”，就不會有兩岸武力相向的可能；對於北京來說，面對一個不獨的台灣，沒有任何理由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脅。這也是我在〈論兩岸統合的路徑〉一文中所提“兩岸安全相對化與階段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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