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機智而高貴的幽默感為核心，以豐滿而新鮮的想象力為驅動，海頓用音樂展現了他所認知和感受到的廣闊世界圖景和豐富人性內容。他的音樂可以非常深沉而富有悲劇性（如他那首奇特的《基督臨終七言》），也可以極富畫面感和描繪性（如他的《創世紀》中對天地“混沌“和上帝之“光”的著名描畫），更可以極為通俗而帶有強烈的民間性（如他的後期交響曲的眾多主題），但最讓後人驚嘆的，依然是海頓在器樂作品中所達到的對純音樂語言凝聚感和動力性的全方位把握。在海頓的音樂作品中，我們可以清晰感到一種音樂家服從於音樂材料的指引、而不是將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加於音樂的健康精神。或者說，音樂和人兩個方面，在海頓的作品具有某種自然的協調與和諧的平衡。自貝多芬和浪漫主義之後，這種協調與平衡被永遠打破。我不禁想到德國偉大詩人席勒在他的著名文章《論素樸的詩和感傷的詩》中所作出的重要美學區分。海頓及其作品符合素樸詩人和詩歌的中心要義，即作者專注於他的對象，隱藏在他的作品背後，並與他的作品融為一體。二百年來，正是這種不可多得、且不可複得的素樸性，這種只有在“前現代”社會中才有可能產生的審美品質，使海頓的音樂依然在“現代”或“後現代”的文化條件下，持續保持著其永不衰退的珍貴性和有效性。
楊燕迪，1963年生。現任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音樂學教授（博導），上海音樂家協會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常委，中國音樂家協會理論委員會副主任，全國西方音樂學會會長，全國音樂評論學會副會長，上海市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留學英國，並曾在美國與德國從事研究。發表著譯逾二百萬字，包括《音樂的人文詮釋》(音樂文集)、《樂聲悠揚》(音樂散文集)、《西方文明中的音樂》（合作譯著）、《音樂美學觀念史引論》（譯著）、《音樂史學原理》（譯著）、《作為戲劇的歌劇》（譯著）以及各類論文和文章近二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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