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從“工匠藝人”到“自由藝術家”——海頓的社會身份解讀
有趣的是，維也納古典樂派的三位大師，恰好典型地體現出當時音樂藝術家社會身份轉變的不同階段，反映了藝術生產體系和藝術家社會生活從舊式的“前現代”結構向新型的“現代性”體制轉換的複雜過程。長者海頓，一生大部分時間受雇於貴族，同當時大多數職業音樂家一樣，委身於傳統的“贊助體系”（patronage system）的保護傘之下，職位明確，責任清晰，雖然創作上不免受到雇主趣味和愛好的牽制，但也解除了衣食住行的後顧之虞，晚年又直接得益於音樂藝術早期市場體系的勃興，可謂橫跨新舊兩種體制並順利平滑過渡。比海頓晚一代的莫扎特，在其藝術生命成熟後不久便脫離傳統的“贊助體系”，但不幸在尚不穩定的市場格局中無法求得生存，最終陷入債務纏身、貧病交加的境地，從某種角度看是這一轉換過程中的犧牲品。後輩貝多芬，顯然已經處於這一轉換過程即將完成的終端，他成長於法國大革命的“啟蒙後”氛圍，身懷強烈的藝術家個人自尊意識，充分利用了當時新舊體制並行的“雙軌制”優勢，雖仍然依賴貴族朋友的慷慨贊助，但並不就此構成對貴族的人身依附，而是在創作中遵循自己內心的藝術召喚，並不斷通過自己作品的委約、出版和演出，在市場上取得盈利，從而獲得了富足和具有尊嚴的個人生活。
站在當今的視角回望，海頓身處其中的社會環境和藝術體系已經一去不複返，需要我們通過歷史的同情和想象力將其召回。在海頓開始踏入音樂大門之時，音樂尚不具備現當代社會中的“公共藝術品”性質，而是某種帶有明確實際功能的“實用性”活動實踐。音樂尚未具備完全獨立的身份和價值，大體上仍隸屬於教堂的禮拜儀式和貴族的社交娛樂。因此，音樂家或是受雇於教堂為禮儀伴樂，或受雇於宮廷為貴族助興，其社會定位是，利用自己的特殊音樂技能提供某種服務或完成既定任務，因而屬於“手藝人”行列。按德國當代著名社會學家伊裡亞斯（Norbert Elias）的說法，這樣的音樂家屬於“工匠藝人”，在性質上有別於19世紀以後出現的“自由藝術家”——所謂“自由”，特指“現代性”社會中，藝術家從事藝術活動和創作，只是為了實現某種內在的藝術目的，從根本上擺脫了外在的社會牽制和實用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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