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台灣獨不了，“台獨”分子其實心知肚明
既然要“台獨”，從事“台獨”的人們特別是其中那些在島內現實政治中居有一定地位、具有重要影響的代表人物，不可能不就其條件與現實可能進行潛心的、深入的、長期的體察與思考。遠不贅述，從台灣解除戒嚴、實行政黨政治、主張“台獨”在島內變得“合法” 開始，島內政治的方方面面在宏觀上始終處於兩岸因素的規限與制約之中。國家如同大圓，圓周厚實而堅固；“台獨”如同大圓之內大小懸殊不成比例的小圓。在一定條件下，小圓會狠勁地折騰、左衝右突，但只要撞到大圓就會彈回，始終不能逃逸出去。設身處地而論，處於台灣一島之上的“台獨”人士，面對960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13億誓死捍衛統一的人民及其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壯大，他們對“台獨”不可能性的認知與感受其實比我們生活在大陸的許多人要深切得多。早年國際上 “ 共產主義終將滅亡” 論調盛行之際，“台獨”勢力或許真的幻想等待時機以求一逞，但隨著中國的穩固發展，這種夢幻應已逐步破滅。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當屬 2005年2月24日的“ 扁宋會” 結束後，陳水扁在記者會上神情激動連聲高喊“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在那次“ 扁宋會” 達成的十點共識中，陳水扁承諾在兩岸關係上回歸 “ 中華民國憲法” 、保證“ 憲改” 不涉及主權領土和台海現狀的改變、加強兩岸交流並逐步推動全面 “ 三通” ，明確表現出以放棄“台獨”換取大陸與其打交道的意向。十天後的 3月4日 ，胡錦濤總書記在參加全國政協分組會議討論時，發表了被廣泛贊譽為中共 “ 對台新戰略” 標誌性文件的“四點意見 ” ，其中指出：“ 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 ” ，“ 只要確立了一個中國的大前提，我們對任何有利於維護台海和平、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意見和建議都願意作出正面回應，也願意在雙方共同努力的基礎上尋求接觸、交往的新途徑 ” 。在此大形勢推動下，國民黨毅然拋卻以往怕被扣 “ 紅帽子” 的擔憂，迅即由高層人士來大陸接觸，促成黨主席連戰4月28日 的大陸之行，實現了國共領導人會談，從此打開兩岸關係一個嶄新的時代。
最超出大陸群眾想象的例子，是曾被視為頭號“台獨”分子的李登輝於2006年公開表示：“台獨”是個“ 假議題” ，並說他從未主張過“台獨”。此前，還在 2003年4月5日 ，李登輝為一批獨派人士講課中大談“ 正名制憲” 等“ 急獨” 內容後，有人私下問他對大陸太刺激會不會引來危險。李稱： “ 中國要統一還早，台灣要先站得住，不能被欺負了 ” （見中央社當時電）。李登輝多年來曾無數次地講過 “ 統” ，後來曾無數次地顯示過“ 獨” ，唯這句被絕大多數人所忽略了的話最顯特殊。與此相應的是，著名藍營人士、名作家李敖在鳳凰衛視的節目中也曾明確指稱“台獨”是騙人的“ 偽議題” ，並戲稱國民黨“ 太笨，不會騙” 。李敖近似狂狷的話語，其實透露出相當的真理。
其他眾多民進黨和獨派人士的相關思想言行不勝枚舉。2000年民進黨上台後，當時的民進黨主席接受記者訪問時說： “ 民進黨會提供機會讓中共說服台灣人民接受統一” 。當該黨“ 立委” 提出廢除“ 台獨黨綱” 建議後，一位後來擔任黨主席的人士明確表示：“ 民進黨已經執政，可以考慮廢除台獨黨綱” 。同樣是曾經擔任過民進黨主席的一位人士，在兩岸關係上主張 “ 憲法一中” ，把高雄和廈門稱為“ 一中兩市” ；去年他代表民進黨同馬英九競選時，有該黨支持者質疑他的立場，而一位向來被視為 “ 台獨基本教義派” 頭面人物的人士站出來力挺： “ 政策是可以調整的，唯有政權不可妥協” ，並鼓勵他放開手腳去爭取更多人支持。追溯到更早。1991年台灣當局召開 “ 國是會議” 後，台灣“ 民主化” 的若干重要問題基本得到解決，民進黨失去了攻擊國民黨的著力點，一度試圖以強化“台獨”訴求來維持對國民黨的進攻力度，並於當年通過了 “ 台獨黨綱” 。此舉導致民進黨在年底的選舉中慘遭重挫，“台獨”被稱為“ 票房毒藥” 。此後，民進黨開始淡化“台獨”色彩；90年代中期，早先曾被視為 “ 海外台獨” 代表人士的許信良兩任民進黨主席，領導該黨展開趨向現實、大膽西進的 “ 路線轉型” 。這位“ 先知” 後來曾與民進黨分手，進一步前進到認為應該接受 “ 一中原則” 。事實表明，民進黨內固然存在一部分“ 鐵杆台獨” ，但在是否放棄“台獨”問題上的分歧更多地來自於對時機的不同判斷與把握。
三、“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中的實質功能是挑動省籍矛盾，奪取和保衛政權
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與考察，“台獨”在台灣現實政治鬥爭中的“ 工具” 性質已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所認知。“台獨” 運行軌跡與政權爭奪之間那種幾近於函數與變量的正相關直接連動關係是如此的緊密與清晰，以至於使人聯想到經濟學甚至自然科學中那種簡潔而完美的數理模型。李登輝從 “ 堅持一個中國” 到“ 特殊兩國論” ，一路爬高的運動曲線下始終伴隨著島內政權本土化過程中的激烈碰撞；陳水扁從上台時的 “ 新中間路線” 到高唱“ 一邊一國” ，從“ 扁宋會” 時斬釘截鐵的“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到後來聲嘶力竭的“ 正名制憲” ，表面上出爾反爾、矛盾善變，實質上都在“ 保衛政權” 的層次上高度同一。
對上述現象，北京研究民進黨的知名專家徐博東 教授早在1998年發表於《中國評論》第三期的文章中就已作出透徹的論述： “ 民進黨是個投機性很強的政黨，它的一切政治運作無不以選舉為取向，以奪取政權為目標。對於大多數民進黨頭面人物而言，台獨與其說是一種理念、一種信仰，毋寧說只是他們手中的一種工具 ”。
“台獨”是不可能的，但它在台灣政治鬥爭中的功能和作用卻是巨大的，這就是區隔族群，挑動省籍矛盾，進而在選舉和政權爭奪中克敵制勝。從歷史看，從當年國民黨接收台灣時的蠻橫腐敗與1947年的 “ 228事件” ，到把整個政權體系從上而下搬到台灣、大陸籍人全面占據軍公教和公營事業，省籍對立就成為台灣社會的一種基本矛盾。此後，國民黨在 “ 動員戡亂” 、“ 反攻大陸” 名義下實行長達38年的戒嚴體制，龐大的民意機構幾十年無限期連任成為 “ 萬年國會” ，這對台灣本省群眾的政治權利無疑是一種歷史性的剝奪。同時，當時所謂 “ 反攻大陸” 在全世界看來都只是一個天方夜譚，原本生活在台灣的本省民眾與其針鋒相對、反其道而行，“台獨”就成為號召本土、與“ 外來政權” 鬥爭的基本武器。此後漫長時期中，蔣氏父子先後曾在局部範圍內有意識地發掘台籍精英，納入國民黨政權體系。20世紀80年代中期，菲律賓、韓國等國專制政權在席捲東南亞的 “ 民主化浪潮” 中先後垮台；蔣經國審時度勢、順應潮流，決然開啟台灣 “ 政治民主化” 與“ 政權本土化” 的歷史進程。李登輝接任後，利用黨內“ 非主流派” 的一些抵制與不滿，極力宣揚 “ 身為台灣人的悲哀” ，塑造本省籍民眾“ 悲情意識” ，一步步削弱黨政體系中的大陸籍勢力，基本實現了政權的本土化。由於對省籍情結的一再操弄和放大，直至2000年民進黨雖然已經上台執政，但在那些族群意識嚴重的人們眼裡，他們取得的只是 “ 半壁江山” ，“ 出頭天” 的願望並未徹底實現；並以“ 95%的外省人從來不投票給台灣人” 為由，繼續以族群為工具操弄“ 政權保衛戰” 。此後八年，台灣在民主形式下所進行的，依然是你死我活、有你無我、不共戴天的殊死決鬥。
在上述過程中，由於直接挑動族群矛盾畢竟不道德、有違基本的人權人性，而國民黨則無論再怎麼傾靠 “ 本土” 都不可能與自己的天然身份徹底割裂而完全放棄統一，所以 “ 統獨” 就成為他們有效區隔族群、激化省籍對立的工具。每逢重要選舉，就刻意升高“台獨”調門，以“ 一邊一國” 、“ 公投” 、“ 制憲” 、“ 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 等等激化兩岸關係，轉而激發島內民眾“ 受打壓” 的悲情意識，最終在選舉中獲利。這期間，陳水扁也曾數度試圖以 “ 新中間路線” 、“ 兩岸統合” 、“ 你國民黨如果能讓大陸承認一個中國就是一中各表，我就接受 ” 、“ 在九二會談及其所獲各項協議基礎上” 、“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等等緩和兩岸關係，試圖以打開兩岸僵局在島內挖得部分中間選民支持，進而鞏固政權；而每次目的未能達成之後，他就回頭更緊密地擁抱 “ 台獨基本教義派” ，鞏固“ 基本盤” 。這從另一個側面進一步印證了“台獨”的工具特質。 |
